【作者简介】
汪耀华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外书摘》杂志主编，并为上海市劳动局出版物发行员(高级)职业开发专家组组长、国家新闻出版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上海)站论文综合评审专家，上海理工大学兼职任教。曾任上海新华书店图书宣传科科长、总经理助理，《上海新书报》总编辑，创办并主持“书香传媒”系列:上海书香广告策划有限公司、上海书香文化策划有限公司、上海书香读者俱乐部、上海黄浦区书香职业培训学校、上海尹鹏书香速递有限公司。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出版史研究，多年来跟踪分析书业行情、出版趋势，编撰出版了《书道——中国书业职业精神培训手册》《书街——上海福州路文化街长卷》《民国书业经营规章》《上海书业同业公会史料与研究》《上海书业名录(1906—2010)》等二十多种书。
大约有六十年了，上海新华书店、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两块牌子，一套机构）的办公地一直在四川中路133号，也许是新华书店为了区分办公室、门市部、仓库的不同，很早的时候，老人们就把这个办公地简称为“大楼”。我曾在这里办了二十五年的公，虽然在五年前离职，但听闻今年6月新华书店从这幢大楼撤走搬入徐家汇的新楼时，不免有所浮想，曾经的二十五年，留存了许多，现在写下若干，以此怀念那个年代那些同人甚至那幢大楼……
一
大楼原名卜内门洋行，坐西朝东，地下一层，地上七层，钢筋水泥混凝土结构，占地676平方米，建筑面积4636平方米，由英商卜内门洋碱有限公司在1921年7月动工，1922年年底竣工。据载，大楼“外形似皇冠，门面居中为月洞形高大正门，配有古铜色铁门，两侧各有两座月洞形落地大玻璃窗。二三层门面墙上塑有富有艺术性的两个拉纤人的雕像，两旁还饰以飞鸟，六楼临街屋檐下有两只狮子滚绣球雕像。进入大门后，上五级台阶，有一道四叶式转门，走廊吸灯均有花饰浮雕。电梯在中间，旁设人行扶梯，两侧有腰门，通向两边办公室。内部装饰精致”……
1949年上海解放，在等待观望多时后，卜内门洋行撤出，大楼由上海商业储运公司接收。新华书店是1954年从房管部门承租大楼一至四层，把上海总部迁入的。
我是在1982年从南京西路新华书店调入市店图书宣传科开始“坐办公室”的。我所在的科属业务部门，主要职责是组织参与全市读书活动、对区县新华书店美工进行业务指导、下辖一个样本室并管理职工图书室等。当时，我的职责是接手编印一份《每月新书》目录，我的前任桑静老师因为要赶在50岁前从基层书店退休，以便儿子从农场回城顶替，放弃了在市店属干部编制可以55岁退休而去科技书店工作，我就先顶班了。三十多年了，我一直与桑老师保持着联系，她与丈夫单老师都是解放前后在江苏参加新华书店调入上海的，可惜后来却下放金山，等到了1978年后返回市店又面临“顶替”政策，不知是命运所致还是社会变幻，这位我敬重的老人说起往事，总不免感叹。科长周松柏是新华书店最年轻的离休干部，多年后我接他的科长职务。同科的有张老师、贲老师、黄老师等等，都长我一辈，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我获得了眷顾。
二
那时，大楼的对面是26路电车终点站。天热或天冷的时候，外出要乘26路时，我会隔着大窗眺望下面的车或排队的人，看见有车或人少就迅速奔下去过马路花个四分、七分钱就上车了。现在的五芳斋过去是曙光饭店，排骨菜饭、黄豆汤是我等年轻人待客的招牌，那家店每天要排队买筹子再自取饭、汤，堂吃永远是满座的，好在我等买饭只要带上两只搪瓷碗去“打”就行了，而且，我的一位年轻同事有一中学同学在饭店做工，有时会享受排骨大一些、汤多一些、饭多一些的优惠。四川路汉口路口还有一家大壶春生煎店，中午也是排队很长，只有下午或周日加班时可以品尝。吃过这个馅大、肉多、皮薄的生煎之后，总让人觉得没吃饱。等到26路终点站迁走、曙光饭店换门面、大壶春关了，大楼的魅力也少了。
当时，大楼的同事中有多位是复员军人，还单身，家里居住条件不好就从值班开始直至下榻了办公室，后来，我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在这个“单身宿舍”里，我也是年纪最轻的。当时的办公室都是两个双人桌并排的，晚上只要收纳一下再铺上被子就足以做床了。不知是大楼建造得好还是二十多年前该冷的天不冷，该热的天不热，反正在那个没有空调的年代里，冬天只要下铺一床被子上盖一条被子加一条毛毯就可以了，热天更是简单，只要开窗还不用电扇。那时，一日三餐都可以在大楼底层的食堂解决。下班后迅速吃完晚饭，人齐的话可以打会扑克，有人回家吃饭，也有人谈朋友，通常我会把当天收到的二十多种报刊翻阅一遍再看看书，等到九、十点钟大家回聚，就上下串门一起洗澡并晾洗衣服。那个浴室在一层半，把一个厕所隔半建成的，周一三五归女同事使用、二四六归男同事使用，因为是住在办公室，可以每天洗澡，那真是人生的一种享受。早晨，匆忙起床把被子等打包放入柜中，把办公用品回归再到楼下刷牙洗脸泡开水再买一碗粥两个肉包开始新的一天。因为接触多了，我与这些同伴的友情也比较深。工作中的一些困惑或思路也愿意与这些同伴分享，也获得了罗兄、袁兄、周兄、张兄等的鼓励。有时，某人回来晚了，怕惊动真正睡班的同事，就会事先约定，在大楼下叫上几声，我等就悄悄下楼打开插销放人进来。甚至某位初次约会，介绍人约在浦东公园，他却去了黄浦公园等候，又是下雨天，我们相劝相嘲，“这是没有缘分呀。”
大楼的食堂，尽管有大壶春、曙光饭店的“较量”，但终归是自家的。很多年，食堂由一位王师傅掌勺，无论是下面条、蒸包子还是做面包，都是令人骄傲的事。记得1981年在上海工业展览馆举办第一次上海书市时，我是静安区店派出的营业员，当时静安、黄浦、虹口三区新华书店联合承办文史哲著作馆，读者拥挤不堪，购买力超强，我等的工作只有将书不断搬上平摊台、书架的份，这个时候，每天的大排、荷包蛋加青菜的午餐和下午的面包点心就是一种企盼，也是舌尖上的中国的体现。曾经，底层食堂不够了，加阁楼继续做食堂，那时，每天到上海出差住在广东路招待所的新华书店客人都会到大楼食堂吃饭。有时，领导请客或我等有客人申领“客饭票”就能在依然宽敞的夹层享受酒水大餐或“客饭”。后来，王师傅病逝，食堂的记忆就明显多了。再后来，食堂的底层和夹层都成了我辖下的部门的办公室了。
三
新华书店从进入上海开始，在很长时间里，职工业余生活一直是很丰富的，从联谊舞会、唱歌比赛到郊游、创办俱乐部、职工之家、职工图书室等等。我在大楼上班的初期，科技书店还没有“独立”从新华书店分离，科技书店四楼有个大会堂，有时还会放映电影。大楼职工图书馆属工会管理，日常工作由我科张老师负责，专门有一大间办公室作为活动室，有乒乓桌和多个书柜，每周有三天中午要开放阅览报刊及出借图书。张老师与我同桌办公，我自然近水楼台。因为有业务需要的理由，我科订阅的报刊又多又好，加上以职工图书馆名义订阅的报刊，我科始终是传达室特别关照的科室。那时，多位前辈、经理如宋玉麟、张泽民、黄巨清、王剑虹、钟达轩等都是我办公室的常客，他们会抽空来借换杂志或新书，这个时候，张老师都可以与这些大领导开开玩笑说说戏话，他们是同辈人，彼此相熟，而我基本是个聆听者或提问者，更多时候是领导离去后，我会向张老师打探一些轶事。那些年的经历为我现在从事一些书业研究提供了积累，仿佛也是一种缘分。
给图书室采买新书的是豫园新华书店的小蔡。小蔡是张老师的同辈，我当然不敢叫小蔡、老蔡的，总要叫蔡老师。他经常是中午骑着一辆书店为发行员配置的自行车先到我们办公室坐一会儿，谈谈新书交接一下书款，然后就到食堂吃饭（当然是自掏腰包）。
我也做过不太长的图书室义务服务员，帮助办理借阅手续，那时，说笑、谈天乃至家长里短，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有人情味的。
当时，我所在的二层是业务部门，包括业务办公室、供应科、审核科，年轻人多了就恢复了团支部，团支部开展的读书活动照片还上过解放日报，成为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活动的先进集体。那时，我不是主角，也不是领导，我们结伴去过黄山、普陀山……
四
在大楼里工作，我从编目开始，通过一份《每月新书》，到配合当时热闹的专业书店营销编印《工具书目》《艺术书目》《文史哲学术书目》《教育书目》等，在没有电脑、没有电商又有很多人热衷读书的当年，这些书目曾经是一些书迷获得信息的来源，我也尝试在编书目时给一些书写上20-50字的简说，这是一个提炼、概括的过程，曾经被郦国义、储钰泉老师关注并摘录在《文汇报》刊发。
编书目，先要到同一部门的供应科抄书目，那时还有“一书一卡”的做法，进货多少、发货多少都有记录，我会拿个小凳子坐在卡片箱前翻卡抄目，有时也会到那里翻翻外地出版的样书，有专业从事“交换”的同志每天将仓库收到的新书中抽取一本样书随单据一齐送到大楼，由经办同志做账兼了解内容之后退回仓库发货。因为翻阅的书多了、接触的人也多了之后，就开始继承传统进行推广活动了。签名售书、新书发布会、青年读书周等等都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现在再看一些“新秀”重复，看见其中的丢三拉四或者不得要领，总也会有些遗憾，怎么就没有进步呢？
那时，上海各个出版社所有的新书都会有样书送到我科，这是历史形成的，等到九十年代初各社自办发行渐成气候，样书也就少了。收到样书后由叶老师进行登记之后，就从隔壁办公室送到我桌上，闲时或者晚上、早晨我就会翻阅这些书，有时也会留下几种读后再退回，不会因为忙因为没有兴趣而不翻。因为翻阅，使我得以在较早的时候获得各种出版消息，又加上编目，开始撰稿写文章了。那时方便，电台在北京东路、文汇报在圆明园路、解放日报在汉口路、新民晚报在九江路，只要打个电话马上把稿件送过去就行了。我与很多年长或同龄的编辑记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稿费从二三元到数十元，每月总会收到多张汇款单，同时也开始大量买书，也有不少赠书，那时的生活，真是美好。
我从一人编目到后来担任科长、总经理助理，这个过程不太长。那时，我是书店最年轻的科长，曾经有人认为图书宣传科无足轻重，有养老之嫌，但是，我还是在老同志的支持下创办了书香系列：广告公司、文化公司、俱乐部、学校、书店等等，也办起了《上海新书报》。人多事杂，1997年前后把大楼的二层全部收回，进行装修时既考虑到费用要自理，也因为想修旧如旧，就把原先各种搭建的部分全部拆除，保持原来的简洁、大气，只是把门窗重新油漆了，地板打蜡，然后再定期洗刷钢窗。我的办公室也有一大间的时候，没有添加任何设备，只是换了办公桌和椅子……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大楼的二层生活着一群从事着多媒体产业的年轻而有活力的新华人……
五
等到改制上市，新人们以为从此可以赚大钱发大财的时候：你有报纸，没有一千万广告怎么行？你有图书策划公司，怎么不做畅销书呢？你有广告公司，怎么不做户外广告代理？你有书香消费卡，怎么不扩大发行呢？这个时候，不知是成熟还是跟不上形势，我选择退却，等到为了“大发展”而搬出大楼时，我更是随之卸职。
大楼门口有三块招牌：左边是上海商业储运公司，右边是上海新华书店、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那种招牌现在已经不时兴但还能看见，是用整条木板做成的，白底黑字，九十年代我的属下曾为店（所）做过两块招牌，由美工在高2米、宽40公分的木板上涂白漆打格子再用黑漆描涂而成。
坐在大楼里的人每天进出但一般不会注意招牌的变化，外面的陌生人进大楼前大多会驻足看看。
我有点自豪，在门口店所招牌的旁边，我曾悬挂了三块铜牌：上海新书报社、上海书香广告策划有限公司、上海书香读者俱乐部。听老同志说，能够在大楼门口挂牌的，只有你，而且是三家单位。当初，为了创办这些机构，还与母公司（上海新华书店）签订了一份“分家”合同，以落实办公场地好办营业执照。
经过十多年的风吹雨淋，三块铜牌也生锈了，等到集团上市要嵌上汉白玉材质的招牌时，只有换位腾地把曾经的铜牌替换掉了。
从懵懂时进入大楼，直到中年两鬓渐有白发时离开。我曾有《留在笔下的新华书店》问世，哪天有闲，也会以大楼为主线写出《留存记忆的新华书店》。
而今，新华书店搬离大楼，希望是一个新的、好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