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0年来，这个城市、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请您谈谈发生在您身上的一个具体变化，您怎样评价这个变化?

　　A:我参加了更多的社会活动，得到了更多的证书、奖状、荣誉，加重了我对社会的责任。还有就是完整地参与了上海世博会，这种经历是很独特的。

　　Q:您在为过去10年的工作成绩、事业发展欣慰时，还有怎样的一点遗憾?

　　A:没有什么遗憾。这是很充实的10年，对自己比较满意。当然我也在想，能不能做更多的事情，比如学习弹钢琴，比如再学一门外语，我还想写一本书。

　　Q:新的10年即将开启，能否谈一下您或家人的一个心愿?

　　A:健康很重要。我今年55岁了，还想继续工作，不想退休。我希望给中土关系的发展做出更多贡献，见证两国关系新的发展的成果，也希望看到更美丽、干净、文明、繁荣的上海。

　　口述实录

　　口述人:诺扬·罗拿，55岁，现任土耳其担保银行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在上海工作生活的10年中，他积极投身于志愿者服务和社会公益事业，2005年获得上海市白玉兰荣誉奖。

　　土耳其来的硕士生

　　我和中国的不解之缘要从1978年说起，当时我在土耳其安卡拉大学汉学系学习。毕业后，我来到武汉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那时我留着大胡子，只要一上街立即引发围观。1986年，我成了第一位在中国取得硕士学位的土耳其公民，此后进入北京的土耳其驻中国大使馆工作。

　　1996年，我来到上海，筹建土耳其驻沪总领事馆，任副手。3年后，我转变身份成了个银行家。这10年来，我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土关系，不过最让我引以为荣的，并不是我在事业上的成就，而是我的另一个身份——志愿者。来上海的第2年，我就开始参与社区组织的活动，古北新区住着好多老外，因为我中文好，总是扮演协调者角色，后来慢慢参与进去，办过国家展示月等活动。

　　唯一的老外“啄木鸟”

　　2002年开始，我接连受聘成为长宁区、上海市的市民文明巡访团成员，是其中唯一的老外“啄木鸟”，我的“挑刺”生涯就此开始。这些年来，我提过很多建议。

　　比如2008年，国家发布了“限塑令”，我家附近一家商城也不再提供免费塑料袋了。我就提了个建议，其他东西可以不用，但购买药品时，还是要提供塑料袋的，因为药品是比较隐私的东西。对方听取了建议。

　　我还提过关于出租车驾驶员座位上的安全隔板的问题。在机场、火车站，刚到上海的人，一坐进出租车，看到这个隔板，第一感觉就会认为这个城市不安全，给上海的形象减分。我建议要取消，但没有被采纳。

　　这么多年“闲事”管下来，我总结出了一些对策。如果你直面当事人，可能他们出于“不要得罪这个老外”的心理，即便心里不高兴，还是会配合。而我，就不能对人家指手画脚，要用商量的口气说。比如，看到有人乱扔垃圾，我就说：“先生，你东西掉了，麻烦你把它放在这个垃圾桶里。”是“请你帮忙”的口气，也给对方留点面子。

　　如果是直面有关部门，就不用那么客气了，可以说得硬一点，但表达时要完整，现状、原因、对策都得有。

　　领域再扩大一些

　　世博会那段时间，是我最忙的时候。座谈会和调研会一个接一个，我作为世博会长宁区外国志愿者团团长，还要组织大家去当“啄木鸟”，到公园、商场等公共场所纠错。

　　在巡访过程中，我的确发现一些路牌上的英语拼写错误。例如“番禺路”路牌上的拼音，错把“PA—NYU”拼成了“PAYNU”，对中国人来说，这个错误并不重要，但对不懂汉字的外国人来说，因为这个错误，永远也找不到目的地。

　　过去我参加志愿活动，都是以居委会为单位，内容不外乎在路口维持秩序，在公共绿化带清扫垃圾等，规模有限，涉及到的领域也很少。但是，上海世博会的举办，使上海的志愿服务有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志愿者的作用被充分发掘并利用，以至于到现在，志愿者成了上海大型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股力量。

　　我个人认为，志愿服务所涉及的领域还可以再扩大一些，形式再多样一些，让老百姓都知道有这样一股力量存在，并积极参与进来。

　　不能都丢给政府

　　我有个“随手拍不文明现象”的习惯，比如乱停车、乱穿马路等。我还曾经在高架上追过违法行驶的卡车呢！那天在延安路高架上，我看到一辆卡车，立即开车超过它，赶到下一个匝道口，那里正好有一个交警执勤，我跳下车告诉他，有卡车上了高架。交警一脸疑惑，问我卡车在哪里？正在那时，卡车很潇洒地来了！交警立即用对讲机通知前方拦截。

　　这些“事迹”，为我赢得了不少荣誉，除了白玉兰荣誉奖外，还有2007年上海市优秀志愿者、迎世博市容环境建设热心市民称号、2010年世博上海市十佳爱国卫生义务监督员，我还是市消保委委员、市排水行业社会义务监督员。

　　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喜欢“管闲事”？我觉得，要创造一个很好的工作、生活环境，就要去管这些“闲事”。你不做，他不做，谁来做呀？不能都丢给政府。对自己有责任，对社会有责任，这是互相的。

　　本报记者  徐轶汝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