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签署了协议

　　我明白，我的领导鲁平主任也持这样的看法，但不知他是否已向上反映。恐怕在一定场合他的过于直截了当会有所不便。我是一介书生，虽人微言轻，但顾忌可以少些，于是几经踌躇，“斗胆”——其实还是战战兢兢，以个人名义越级向国务院领导上呈了一封通宵达旦写就的信，题目是“对英方晓之以理，诱之以利，香港新机场应尽快建设”。数天后，国务院办公厅用保密红机电话通知我，朱镕基副总理在我的信上批示了四个字“甚有见解”。

　　1993年4月27日，英方终于向中方提交了第三个比较像样的财务安排方案，并希望尽快恢复磋商。这份新方案不但消除了政府的或有负债，还增加注资225亿港元，同时把1997年后地铁公司和机场管理局的负债总额从原来的730亿港元降到了450亿港元，总体上说是在朝符合成本效益方向靠拢。国港办在同前后方各兄弟部门紧急会商后向上作了专门请示，建议同意英方恢复磋商的要求，在坚持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争取其进一步增加注资，降低债务；若再作积极回应，也可考虑对其批出机铁沿线土地的方案灵活处理。这个请示获得了中央、国务院的批准。

　　在恢复磋商的中英机场委员会第7、8次会议上，中方围绕这一策略与英方进行反复讨论。1994年2月2日，英方提交了第四个财务安排方案，表示若双方就机场铁路批地问题达成共识，英方同意中方提出的增加注资、降低债务的建议，愿意提高注资至603亿港元，地铁和机管局债务则下降到230亿港元。机场整体成本将由1992年估算的1122亿港元调整到1080亿港元。经过接下来几个月一系列具体问题的进一步谈判，中英双方对新机场建设财务安排方案终于达成了共识，并在11月4日中英机场委员会第13次会议上，由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英双方首席代表赵稷华和戴维斯签署了协议。我作为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机场委员会中方委员出席了会议，一起出席的还有新华社香港分社外事部长杨友勇、经济部长陈克强，中英联络小组机场委员会中方委员胡厚诚，中英土地委员会中方第一负责人陈荣春，以及英方的包雅伦、曾荫权等高级官员。

　　财务安排协议的成功签署，有力地推动了新机场建设其他问题的磋商。为了在符合成本效益的原则下提高机场项目财务安排的灵活度，中英就港英政府拟与机场管理局和地铁公司签署财务支持协议的问题达成了一致，使得这两个机构可以在必要时举债融资。双方还陆续就《机场管理局条例》、机场管理局董事会组成、航空货运专营权批出、兴建第二条跑道等重要问题达成了共识。

　　随着重要议题在谈判桌上陆续尘埃落定，新机场建设的一系列工程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并陆续竣工投入使用。中英机场委员会、财政预算案编制专家小组多次赴新机场及其配套建设工地视察。1997年2月21日，第一条跑道落成，港英财政司曾荫权搭乘一架螺旋桨推进的小型公务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平稳降落在赤角新机场上。

　　因为当时整体工程未完工，港岛还没有陆途交通可以抵达赤角新机场工地，我和包雅伦、胡厚诚等中英机场委员会成员“同舟共济”，同乘一艘快艇乘风破浪，穿过堪称世界第一长的悬索式吊桥——青马大桥的桥洞，登上了由大屿山以北的赤角、榄洲两个小岛填平连接起来的12.5平方公里的新人工岛。

　　香港全境多山、岩岛和港湾，大大小小的岛屿星罗棋布，这一带原来都是大陆山脉的延伸部分，属于华夏陆块，大约一万年前港岛和九龙半岛还是连成一片的陆地，后来由于山体的沉降与海水侵蚀，才形成现在这样的地理状况。而整个香港地区的人文状况，也并非如港英历史教科书描述的在鸦片战争前的“荒凉不毛之地”，赤角原来也并非一个小小荒岛，早在1833年岛上就建有一座很有特色的妈祖天后庙。勘察建机场时，还曾在岛上发掘出一批新石器时代中期至青铜器时代的陶器文物，说明5000多年前，就有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劳动、创造、繁衍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