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此小文，心中隐隐作痛，不由随手写下这一标题。金融自有痛史，“不忍看”三字，则出于胡适之悼诗。近代金融史荆棘坎坷，此案中两位风华正茂的著名银行家，竟在抗战初起的关键阶段，遭日寇残害，实为近代中国金融界最惨痛事件，舆论称为“诚为我中华民族一种不可回复之损失”。不忍看，更不敢忘。

　　从被害银行家之一徐新六说起。巴黎和会期间，梁启超以中国代表团非正式顾问的身份前往欧洲，开展国民外交活动。随行的成员中，有张君劢、蒋百里、丁文江等各界名流，也有年仅28岁的徐新六。徐出身书香世家，父亲徐珂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本人则英法留学归来，其时正任职中国银行，素有才子之称，得到财政部长梁启超的赏识。梁氏出国，遂辞去部长职务，临行不忘带上徐才子。

　　欧行途中，诸人频繁接触欧洲文化精英，邀请他们来华访问。后来专事邀请和接待欧美文化界名人的“讲学社”，即是在梁启超主持下，由徐新六、胡适等人操办成立的，并邀请到当时被称为“外国四大明哲”的杜威、罗素、杜里舒和泰戈尔访华，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注入了新鲜活力。

　　徐新六精于金融，喜爱文艺，还是新月社活跃分子，与胡适关系莫逆。后经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相邀，担任总经理一职。浙兴曾列“南三行”之首，因叶景葵不满蒋介石的财政金融政策，该行发展受到压抑，但徐新六在近代金融领域颇为活跃，如著名的中英借款、白银协定、币制改革等，徐均参与其中。他还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五位华董中最年轻的一位，西安事变爆发后，一度有出任外交部长的传言。

　　1938年8月，在香港的徐新六接到国民政府通知，拟组代表团赴美商谈借款事宜，叫徐新六返还重庆。

　　8月24日，徐新六与另一位金融巨子——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夫妇，搭乘“桂林号”邮机从香港飞赴重庆，共有乘客及机组人员19人。飞至广东中山境内，突遭5架日机拦截扫射，机体多处中弹。飞行员系美国人，拼命将飞机安全降落于河面上。

　　此时机内各人尚未受伤，但日机再三投弹扫射，“轮回凡二三十次之多，企欲将全机搭客杀害”。徐新六和胡笔江夫妇不幸被害，徐年仅48岁，胡也只有58岁。同机遇难者14人，除徐新六和胡笔江夫妇外，尚有立法院长孙科随员四名，中央储蓄银行经理许某，聚兴城银行董事长之子杨锡远，财政部秘书王亮浦，柏林大学中文讲师陆懿，归国华侨楼兆南夫妇及其年仅二岁的女儿，现场惨不忍睹。 

　　徐新六、胡笔江均属金融界巨子，为近代中国金融业发展贡献尤多，极富声望。其时正在中国抗战初起阶段，金融界对支持抗战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抗战军兴，两人也多次表达了抵抗侵略的决心，胡笔江曾说：“我出身贫民之子，设使我此次战争而牺牲，则国家损失，不过一贫民之子而已”。不幸一语成谶。

　　与徐新六不同的是，胡笔江家境贫寒，本人就从学徒奋发起家，亦未出国留学，一无凭借，却以才能德行，先掌中南银行，后主交通银行，为国民政府金融决策负责人之一，30年代废两改元，胡是主要谋划人。胡命运多舛，在中南银行任总经理时，曾遭歹徒绑架差点丧命，家人惊恐万分，夫人受惊吓后流产。银行家光鲜的背后，常常有着外人难以察觉的哀痛。

　　徐新六的好友胡适得知噩耗，大哭了一场：“天乎！新六如何可死！”“新六为最可敬爱，在君（丁文江）已死，新六何可再失！”（1938年8月25日日记）

　　不久胡适赴美任大使，竟在美国收到徐新六上飞机之前寄给他的一封信，时间是8月23日，这也是徐新六寄出的最后一封信。胡适读到故人来信，再次痛哭，写了一首追念的诗：

　　拆开信封不忍看，信尾写着八月二十三！密密的两页二十九行字，我两次三次读不完……此时当一切一切以国家为前提，这是信里的一句话。可怜这封信的墨迹才干，他的一切献给了国家……我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这人世丢了一个最可爱的人！“有一日力，尽一日力”，我们不要忘了他的遗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