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我们的态度不变　　　

　　从主任室出来，心里那个乱就甭提了。如果用这位台湾供者带乙肝病毒的造血干细胞，汪泉很可能受到病毒感染，发展成为乙肝。如果不用她的造血干细胞，再重新启动配型，比照这次配型时间，先后总得三个月。这还算是快的，这样，汪泉进舱时间要拖到明年去了。现在的问题是，汪泉身上癌细胞发展的速度，不知道究竟能留给她多少时间？是否允许她等到这个时候？这是一。其二，万一在等待过程中，由于免疫功能低下，汪泉身上什么地方又感染了，又要治疗处理，这样拖来拖去，可能会又一次痛失治疗时机，重蹈覆辙！我不能第二次再犯错误了。想不到非血缘异基因移植，在配型问题上竟是这样变故不断，一波三折。

　　回到病房，没想到汪泉听我讲了曹医生的谈话后，对待乙肝病毒的态度倒是波澜不惊。“爸，你也别发愁了。”她宽慰我说，“乙肝病毒也没什么了不起。你忘了，前几年我抽血检查肝功，医生说我抗体阳性，被乙肝病毒感染过。现在这么多年了，不是也没有什么嘛！我觉得我们不应放弃台湾供者，应该继续要。你要是不放心，打电话问问席宁，听听他的意见，大不了就是个肝炎。你不是常说，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嘛！”

　　汪泉的话提醒了我。晚饭后，我先打电话向远在成都的席宁教授咨询。他听了后明确表态，“我认为不能放弃这位台湾供者。理由是目前对汪泉来说，威胁她生命的是白血病。白血病是主要矛盾。我们要抓主要矛盾。乙肝即便传染上了，虽然缠人，但也比白血病好对付得多，何况我们还有预防措施。道培医院医生经验丰富，肯定会事先想到这些，对汪泉采取预防措施！”三位专家的意见，让一头雾水的我终于脑子开了点窍。第二天上班时，我又打电话给晓宁，请他代为咨询北京军区总医院血液科陈主任。陈主任就说得更为明白透彻了。

　　经过这一系列咨询，心里有底了，而且举一反三，从中摸索到如何正确处理治疗上十字路口的一条原则，那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求医问药过程中的治疗，就像药物本身一样，既有治病的作用，又有一定的负面效应。由于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病人和家属常常无法在好与坏的两者之间选择，那就退而求其次，在坏与更坏之间进行权衡。在这种情况下，最不坏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主意拿定以后，第二天，当我把自己这些想法与汪泉沟通时，她的态度比我坚定得多：“爸，你这就去跟曹医生说吧，我们的态度不变，要台湾这位供者！”

　　来到医生办公室已是快吃午饭的时候了，医生们忙完上午的事，都在等着外面店里订的盒饭送来。见我进来，正在洗手池前清洁双手的吴彤主任，一边洗手一边用一种催促的口吻问我：“你们究竟定了没有？”“那次曹医生跟我们谈完话后，与汪泉商量过了，我们态度不变，继续要台湾那位全相合供者的造血干细胞。”“是呀，配到一位全相合供者很不容易！”吴主任边拭手边慢声细语地解释，“我们正在跟台湾方面联系，让供者增加做个乙肝载量的检测。如果载量不高，还是可以要的。再说，我们事先会用丙种免疫球蛋白进行预防，提高汪泉免疫功能，预防病毒感染。”

　　我说：“汪泉可能已经有这方面的免疫抗体。”“她打过乙肝预防针？”“预防针她没打过。我是刚才听她说，以前体检时医生说她乙肝抗体阳性，可能已被病毒感染过，但未发展成乙肝，抗御住了。”

　　吴彤说：“这就更好了！”转身问旁边的曹医生：“这个情况你知道吗？”我赶紧解释：“我大概忘了向曹医生说了。我也是刚才听汪泉说了后才知道的。”“我们当然会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但不能百分之百保证不会感染。”曹医生说。吴主任对曹医生说：“那我们就这样定吧，如果供者载量不高，就抓紧时间把汪泉安排上去！”

　　日思夜盼的进舱终于落实了下来。药的问题随着就接踵而至。究竟该买哪种？按我们经济条件，只能买马利兰。然而考虑到汪泉的承受能力和身体状况，权衡再三，决定买白消安。打电话请示省医保中心，答复说，该药已进入医保，系进口药，但必须由医院给药，不允许外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