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访南桥：与张发奎纵谈天下大势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的前夜，张发奎担任国民党淞沪方面军队的右翼军兼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率部由浙江嘉兴开赴上海浦东一带，负责沪浙区前线军事，并将司令部设在奉贤县南桥镇西街的天主教堂内。

　　大革命后期，郭沫若曾担任过张发奎第四方面军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因而他说：“张发奎和我，本来是有些相当的友谊的。”郭沫若从日本回国不久，张发奎就从嘉兴到上海来看望过他一次。8月12日清晨，即虹桥事件发生后的第3天，郭沫若也如约去嘉兴访问张发奎。张发奎对郭沫若说：南方的战事迟早会发动的，发动了便立刻派汽车去接他。

　　8月24日下午，张发奎果然派汽车来接郭沫若。陪同郭沫若去访问张发奎总部的还有田汉和夏衍。汽车沿沪杭公路奔驰，不一会就到了闵行江边渡口。因为要等候前去慰劳张发奎总部的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一批成员，郭沫若等便在闵行渡口停留了一些时间。约莫二三十分钟后，抗敌后援会的人分乘两部汽车终于赶到，其中有杜月笙、钱新之、宋子良、吴开先等。渡江时分乘三部汽车，其中一部车浑身涂了泥，和黄浦江边上的肥猪颜色相仿佛。渡船尾部插着一面小白旗，写着摆渡第十一号，船主王柏亭。

　　到了南桥，受到张发奎的热情款待之后，抗敌后援会的人先走一步，有几位回上海，有几位往杭州。而张发奎有意要留郭沫若多住几天，便对郭沫若说，南桥有一家宏大的西式房子可以供他们住，“设备一切都完全，洗澡间不用说是有的”。

　　张发奎把郭沫若一行留在其办公室里，畅谈对时局的看法。后来，夏衍写了一篇《始信人间有铁军》的访问记，刊登在当年10月6日的《救亡日报》上。文中说：“他办公的地方倒像一间整洁而简单的书房，两尺阔的小行军床，写字桌，书架，窗明几净，这都不像一个总司令部。只是四周的墙上，却贴满了壁画一般大小的舆图。红的蓝的铅笔这儿那儿的画着许多我们看不懂的标记，对着这些树叶纹络一般细微的地图，看着在我们谈话中间间断地进来请示的军佐，我这意识到这间我们对坐着的房间，正就是指挥着x多万健儿在和我们的民族敌人作战的中枢！紧接着，寿昌代表我们对于他的为国宣劳表示了敬意，而希望他发表一点对于抗战的感想的时候，他笑着说：‘不，不，我不会讲话，我不能发表谈话，打仗才开始，打完了再说，打完了再说！’……他说：‘提一师之众，冲锋陷阵，我可以做，可是对于战局全般的估断，和政治上的问题，正是我的弱点！军人，不懂政治就是时代落伍！’‘你不是落伍，是超过时代！’沫若说。”

　　张发奎热情地留郭沫若一行吃了晚饭，豪饮之后，大家都醉了。郭沫若说：“想到上海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还有许多朋友不好离开，浦东虽然值得留恋，虽然有洋房和洗澡间，我依然告别，折回上海。”在张发奎的陪同下，郭沫若、田汉和夏衍走出了司令部，沿途的老百姓和士兵都带着微笑望着他们。车子过江时，经晚风一吹，田汉和夏衍都呕吐起来。事后，田汉赋诗一首：“把酒持螯咤战云，一时饮者尽输君。浦江两月波涛壮，始信人间有铁军。”这诗也刊载在10月6日的《救亡日报》上。

　　再访南桥：参加奉贤军民联欢大会

　　淞沪抗战期间，郭沫若途经闵行去南桥访问张发奎总部，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第二次访问张发奎总部是在1937年10月28日。

　　10月28日至30日，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在南桥举行规模空前的“奉贤县军民抗敌联欢大会”，郭沫若应邀与田汉、夏衍同去参加。

　　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是在郭沫若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成立于1937年9月25日。队长钱亦石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我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家。郭沫若回忆说：“向华先生当时在担任浦东的防卫，感觉政工的必要，要我设法帮助他组织政工队，我应允了他。而这政工队的组织，我认为非亦石先生负责不可，待我向他提出时，他也就应允了。”

　　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共有队员30余人。除队长钱亦石外，还有总务科长杜国庠、宣传科长石凌鹤、组织科长张健甫。队员中有左洪涛、何家槐、王亚平、孙慎、麦新、沈振黄等文化界人士，以及一批爱国青年。战地服务队成立后，先在浙江嘉兴接受军事训练，并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0月16日重返浦东，在南桥地区开展活动。

　　据何家槐《半年来的经历》所说：战地服务队“离嘉兴（十月十六日）以后，又到浦东奉贤的南桥。在这里我们的工作有了开展，宣传科的同志一到，马上发起军民联欢大会和防毒防空展览会。……一个一连三天的、规模相当大的联欢大会，居然在敌机威胁下和炮声隆隆中开成功了”。王亚平也在战地通讯中生动地反映了这场联欢大会的盛况，“在狞恶残暴的敌人火烧闸北、滥炸大场，屠我难民，杀我同胞，积极倾其全力进攻上海，我千万健儿浴着血火和敌人拼死、肉搏的时候，这xxx军民抗敌联欢大会终于实行了！……二十八日下午一时前群众早挤满了会场，要不是有入场券的限制，怕把会场给挤翻的。”“会一直延续了五六小时，群众没有走动一个。全会场最兴奋的，是我们的xxx（注：即张发奎）和文化界领袖郭沫若夏衍田汉三位先生也都赶来参加。他们的演说激动了群众的狂潮，群众和他们齐集一堂，那种欢快兴奋有谁能写出呢！”郭沫若在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说：“我们的总司令是铁将军，在铁将军领导下的军队是铁军，我相信在铁将军领导之下的民众一定是铁民。铁军和铁民团结起来成一种铁的力量，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是一定要被打倒的！”他的演说激发了群众的巨大热情。

　　这次到南桥再访张总部，一路上遇到不少的险情。上一次从上海驱车到南桥，“天上没有飞机，地上也没有落过炸弹的痕迹”，汽车一直以每小时50英里的速度奔驰着。然而这一次，据田汉说：“为着逃避敌机的轰炸扫射，夏衍兄自任监视哨，数十公里的路程曾经七八次下车，伏在稻田中的柳荫下”。

　　因操劳过度，队长钱亦石在南桥病倒了。1937年11月5日日本在金山卫、全公亭一线登陆后，战地服务队奉命撤离南桥，经松江、青浦转入浙江等地继续开展活动。钱亦石因病未能随队撤离，险些落入敌手。直到11月7日中午，才在友人的帮助下脱离险地南桥回到上海，住进仁济医院，但终因病势沉重，不幸于1938年1月29日逝世。

　　在获知钱亦石去世的消息后，为了悼念这位为抗战而牺牲的文化战士，田汉写了《哭亦石》诗一首：“驰驱烽火返潭州，却报东南失啸秋（注：钱亦石名啸秋）。战马吞声人不语，招魂应在浦江头。”此诗刊于1938年2月2日的《抗战日报》，并转载于2月9日《救亡日报》。

　　1942年1月，郭沫若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写了《亦石真正死了吗？》一文。他在文中说：“钱亦石是死于病，死于伤寒与赤痢，但他事实上是死于战阵，死于国事。亦石的病是参加战地工作而得的，假使不参加战地工作不至于得那样的病，即使得了那样的病也能早期适当治疗，不至于便死。想到这层，我对于亦石的死，比起别的朋友来，更有一番沉痛的感觉。因为亦石的挺身参加战地工作是由于我的介绍。”他赞扬战地服务队是抗战以来的政工第一队，而钱亦石则是为抗战而牺牲的文化界中的第一人。

　　(摘自《上海滩》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