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有两位军旅诗人对我的文学创作和人生有过一生难忘的影响。一位是杨星火，另一位是柳静。他们的诗作都是从青藏高原这块烫热的冻土地上生长出来的，饱含着浓郁的藏地色彩。认识他们时我是个刚入伍的列兵，他们已经是师团级军官了。文学这盏灯升起在世界屋脊上，照耀到原本陌生人脚下的路，缩短了列兵与校官之间的距离。数十年间，我始终对藏地文学肩负一种无法推卸的使命，就因为包括这两位前辈诗人在内的藏族同胞深情地看着我，充满期待。

　　先说柳静。这是一位从延安走出来的诗人，当时他是总后勤部青藏办事处政治部主任。我是汽车兵，在漫长的4000里青藏公路上跑车时，柳静的诗给我们的车轮鼓起了阵阵春风。那种亲切、激动至今回忆起来我心里还热乎乎地烫。今天的人们恐怕很难体会那个年代高原汽车兵承受的巨大寂寞，正是在这当儿，热爱文学的我不断地从报刊上读到了柳静的诗，尤其酷爱他写汽车兵的诗。最难忘那首诗《我们两个人》：“我们两个人，背靠北京城；同驾一台车，面向西大门。我们两只手，劈开多少困难的山；两双锐利的眼睛，数过高原上多少灯。在我们两颗心里，培养了多少可爱的苗儿；在我们两副肩上，担起了多少烈日狂风。我们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如果党要给发奖状，请在奖状上印座昆仑。”我当时读这首诗的最直接体会是，诗人把一颗自己发烫的心放在冰雪上，让他的诗温暖整个风雪高原。我喜欢至极，把它抄下贴在驾驶室的靠背上，抬头举目可见。开着车想到的就是天安门和亿万祖国人民，豪情满怀，轮飞万里。

　　1965年，我在《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等报刊发表了几篇散文，这时已调到总后勤部任文化部长的柳静，给我写了一封信，特别叮嘱：“你一定要努力写高原军人，不努力就会渐渐走向失败。就算是成了名人，也千万不要自满起来，任何时候都应该是谦虚的。”这种落在纸上的提示，当然是警钟。但它比警钟更耐久。至今我牢记于心。

　　再说杨星火。大约是1959年初春的一天，我到格尔木《高原快报》社送稿时，意外地看到一位女大尉正在采访几个汽车兵。她边问边记，特别认真。别人告诉我，她就是诗人杨星火。 肃然起敬，我读过她的诗集《雪松》，全是写高原军营生活。当时正值平息西藏叛乱的战火纷飞的日子，杨星火下部队采访。我是头一次看到一个女军人肩上扛着金灿灿4颗星的大尉军衔，那种既新鲜又神圣的感觉真是无法形容。她听说我是个文学青年，在采访结束后便和我聊了起来。因为心情太紧张，我没有听清她讲了些什么，惟有她给快报编辑部的题词让我记住了几十年：“西藏这块地方有写不完的故事，只要你热爱它，它也会爱上你。”自从见到了杨星火后，我就格外关注她的作品，先后从西藏、青海等地新华书店买到了她的诗集《拉萨的山峰》、《波梦达娃》《西陲繁星》及散文集《雪山杜鹃红》等，这些作品营养着我的人生，拓宽着我的文学视野。2000年6月17日，她从成都给我寄来了她的长篇纪实文学《高路入云端》，并附一信，信上深情万种地写下了她对西藏的炽热感情：“我1998年还上过拉萨，那年73岁。由于心血管有病，医生说啥也不同意我上高原。去了，还是去了。回来后有些头昏，过些日子也康复了。今年春节后，我又头昏了一阵，在床上躺了四十多天，现在有好转。但愿能完全康复，争取再上高原。这种心情你一定会理解。像我们这样的人，不上西藏，不写西藏，活着有什么用呢？”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几代高原军民用忠诚和赤胆创造的西藏精神！只能有这一种解释。

　　我接信后立即回信于她，却没有接到回信。几年后她就离开了人世。她悄悄地走了，但是我相信由她作词的那首西藏歌曲，会永远响在祖国大地上：“太阳和月亮有一个妈妈……藏族和汉族有一个妈妈，这个妈妈的名字叫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