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年，虐待、伤害未成年人的事件频见报端，一些案件的情节，已远远超出公众的心理承受底线，堪称骇人听闻。有些施暴者，还是未成年人的家长。“救救孩子”的声音，经果戈理之口为人所识，经鲁迅之口放大，时至今日仍余音未绝。有人说：“看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第一条就是看他们怎样对待孩子。”孩子本该生活在重重呵护之下，如何对儿童尽最大程度的保护，是社会最基本的人伦底线。

　　毋庸讳言，时至今日仍有人固执地将子女视为“私有财产”，随心所欲地处置子女。本该提供“兜底”服务的民政部门，在碰到类似问题时，无论家长是否有能力或有资格继续抚养，只要双亲尚在，即使孩子频频遭受虐待，甚至是多次逃出家中，处理方式仍 是把孩子送回家。只是，当社会救助的终极指向不过是将孩子送回家长身边的时候，如果家长本身存在问题，孩子未来的命运将会怎样？

　　民政部门的这种态度，很大程度上源于法律制度的滞后——按照《民法通则》等法律规定，现行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以亲属监护为主，父母单位、居委会及民政部门等组织监护为辅。这样的制度规定，随着时代的发展，其监督保护乏力的缺陷也日渐显现。以屡屡见诸报端的伤害未成年人事件为背景，明确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剥夺父母监护权，显得格外重要。为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民政部门理应在监护方面肩负起兜底之责，其中第一步就是剥夺那些不称职监护人的监护权。此举的积极意义，不仅在于平等保护每个公民的人身权利，而且能避免不称职的监护人继续给未成年人造成伤害。

　　当然，未成年人监护干预更多是一种救助制度，而不是惩戒制度。因此，让命运多舛的孩子得到有效保护，比惩戒那些失职家长更重要。由此，必然意味着增设临时收养场所，加大相关财政投入。在此基础上，值得考虑的问题是，在什么时间、什么条件下归还被剥夺的监护权，以及由谁来实施监督？实际上，监护人失职现象之所以大量存在，主要原因在于无人对此实施监督。社会力量的介入，往往也是在酿成重大恶果之后。如果能以法律的形式明确监护权的监督人，并让一些辅助措施付诸实施，监护权的转移才能真正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剥夺监护权意味着法律层面的拾遗补缺，如何安置这些孩子则体现着社会救济的制度善意，由此仍需要相关法律的进一步补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