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住院的时候，吃遍各种止痛药，只有一种管用，褐色，每服半粒。只是医生不肯再开。后来才明白，对绝症病人而言，这种麻醉类止痛药越晚开越好，越少吃越好。如果上来就满足病人要求,会加重病人的依赖，发展到后来，无药止痛。

　　出院，医生给开了十粒这样的药，一天半粒，很快吃光。我跑药店，买各种止痛药，哄母亲去吃。有些勉强可以，多数不管用。

　　那天到医院，挂了六十八元的专家号。开了一些常规药以后，我问专家，能不能开一些那样的药。他认真地在电脑上查呀查，说，我只能给你开两粒。我理解他。麻醉类止痛药，给病人用，那是药品；给瘾君子用，那是毒品。

　　拿了药单子，排队付款。排到我了，药单子推出来：还缺一张方子。什么方子？红方子，去找医生开。奋力再上三楼，专家拍额道歉：不好意思，平时很少人开这种药，我忽略了。我赶紧安慰医生：没关系。拿了红方子再下一楼，又被推出：还缺一张方子！什么方子？麻醉方！到哪里开？医政办！在哪里？一楼大厅！

　　医政办的同志说：开麻醉方，要带病人的户口本，身份证，还要带代办人的身份证……我到医院开药，带什么户口本？回到取药窗口，我说：把那几种药开给我吧，那两粒止痛药我不要了。里面说不行，去退掉！我说那两粒药钱我认掏了，三楼实在跑不动了。里面说不行，你不退掉，这两粒药是你拿去了还是我拿去了，谁说得清？

　　勉力再上三楼。专家一面退药一面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些程序我也搞忘了。

　　下一次，带上户口本复印件，各种身份证，又去开药，此一行志在必得。谁知人家要的是户口本原件，复印的不行。

　　只好到门诊看看。正巧是曾医生当班，她给我母亲看过病。曾医生说，那你就回家一趟，拿户口本原件来吧。我想我那个户口本啊，已经从上海飞到内蒙古去了。母亲在内蒙古退休，那里每临冬季发放一笔取暖费，必须要原件！曾医生急了，她说那怎么行，病人哪能吃得消？她带我下楼去药房，亲自为我担保，开出二十粒药。

　　二十粒啊。母亲看着那些褐色的药粒，说，这是救命的药。在我嘴里，母亲得的永远是胰腺囊肿。她一遍遍问：我得的到底什么病？就是希望我一遍遍对她说：囊肿，囊肿，囊肿……每晚饭后，给她洗脸，梳头，拍头，拍肩，拍背。总之是为了陪她说话，顺带做点什么才对。临走她不会忘记：我的药。我把她的枕头掀起来，让她看那粒药，圆的，褐色的。

　　不敢多给她留药。医生说过千万不能多吃，哪怕半粒。那时她吃半粒已经不够了，每天一粒。我怕她有时糊涂，吃过了睡一觉，醒来再吃一粒。这一粒褐色的药，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比什么都重要。她就是靠这粒药，比专家预言的日期，在这个世界上多活了三个月。

　　办完后事，清理遗物。拿起母亲平时贴身带的钱包，拉开拉链，在一个夹层里，我看到一粒药——那种褐色的小圆粒。妈，你是不是疼怕了，想把它带到那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