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全国多个省市集中发布“单独两孩”政策，这个被全国民众热议近半年的话题，终于开始走进现实生活。

　　“单独两孩”政策执行对上海会有哪些影响？能否缓解上海这样特大型城市的人口问题？记者就此对话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王桂新教授。

　　“单独两孩”上海新增婴儿每年不会超3万

　　记者：根据你的研究，上海范围内，符合“单独两孩”条件的育龄人口规模大致有多少？

　　王桂新：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上海常住人口育龄妇女有686.87万人。因为一般地说，只有有配偶才可能有生育行为，所以我们专门根据仿真研究，探明2010年上海常住人口育龄妇女中有配偶的育龄妇女有473.37万人，其中“单独”有配偶育龄妇女为98.29万人，约占有配偶育龄妇女的20.76%。也就是说，2010年上海常住人口中，符合“单独两孩”政策条件的育龄妇女规模为98.29万人。因为在相近年份这一数据一般变化不会很大，所以可以认为目前上海常住人口中，符合“单独两孩”政策条件的育龄妇女规模大概在100万人左右吧。

　　记者：实行“单独两孩”政策之后，对于上海人口可能带来的变化，有的数字说是新增2到3万，有的数字说是新增5到6万。你认为哪个更加准确？

　　王桂新：准确地说，实行“单独两孩”政策后上海多生的孩子数，是指今后几年受该政策影响比较大的年份一年多生的孩子数。我的推算结果，基本与前一种说法一致，应该大致在2万到3万之间，一般不会超过3万。即使就上限假设，今后几年每年多生3万人，在宏观意义上，这一规模的新生人口对改善上海人口年龄结构、缓解上海的少子老龄化矛盾的作用是不大的。但从所涉及的家庭及个人等微观层面来看则意义重大。因为实施这一政策可以改善其家庭人口结构，特别是可以极大地减小其家庭形成“失独”家庭的概率和风险。当然，在婴儿出生及养育阶段可能对城市的出生、保育和幼教设施及人力资源需求等方面造成一定的压力。

　　记者：除了“单独两孩”政策之外，你认为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优化城市人口年龄结构，特别是针对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具体办法是什么？

　　王桂新：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要改善其人口年龄结构，最为有效、也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依靠人口迁移。

　　历史上上海就是一个移民城市，正是人口迁移给予了这座城市持续的青春活力和发展动力。其中，上海人口年龄结构改善，就是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作用。如2000年人口普查时上海老龄化水平已达到11.5%，到2010年人口普查时反而下降到10.1%。这正是数以百万计的年轻外来人口的迁入，才明显地优化了上海人口的年龄结构，延缓了上海人口的老龄化进程。

　　上海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要进一步建设世界城市，就必须继续保持自己移民城市的特色，继续通过人口迁移保持和增强自己的青春活力和发展动力。

　　“单独两孩”是生育期高龄夫妇的及时雨

　　记者：“单独两孩”开放对于我国有何重要意义？

　　王桂新：总体来讲，开放“单独两孩”政策的“信号”意义比较明显，而它对延缓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实际作用恐怕不会如人们预期的那么大。也就是说，我认为这一政策调整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政府政策改革层面的“信号”意义，回应了一部分有生育意愿育龄人口的生育诉求，在一定程度上显示政府越来越尊重公民的生育权。显示现在中央政府在做重大决策时越来越重视学者们的呼声，在关注民生方面有进步。

　　记者：“单独两孩”在一定时间段里会不会导致局面失控？

　　王桂新：不会。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已基本放开“双独”生二胎，符合“单独两孩”条件的育龄人口规模已经不大；粗估一下，放开“单独两孩”政策后的生育高峰年，也就大致多生百万左右的规模，这相对于全国13亿多人口，几乎可忽略不计。

　　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提出放开“单独两孩”政策后，一些研究机构和很多网站都进行了是否生育二胎的意愿调查，所得结论基本一致，即只有五六成的人有二胎生育意愿，就是说有近半数的人选择只生一胎甚至不生。而且，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还有一定距离，实际生育人数一般都明显小于意愿生育人数。

　　记者：“单独两孩”对哪部分育龄夫妻影响更大？

　　王桂新：放开“单独两孩”政策主要是影响有生育二胎意愿、符合条件的育龄夫妇。有生育二胎意愿的育龄夫妇也有不同情况，有些虽有生育二胎意愿但因经济压力等某些因素影响而放弃生二胎。所以这一政策调整真正影响的只是那些既有生育二胎意愿又有生育条件和抚养能力的育龄夫妇。还有，特别对那些有强烈生育二胎意愿又有生育条件和抚养能力的“高龄”（一方或双方特别是女方“高龄”）夫妇，“单独两孩”政策的放开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及时雨”。

　　记者：很多学者都呼吁应该尽快全面放开“两孩政策”，对此观点你是否同意？

　　王桂新：坦白地说，我也是呼吁应该尽快全面放开“两孩政策”的学者之一。毫无疑问，全面放开“两孩”政策不仅十分必要，而且还应该尽快实施。因为总体来看只放开“单独两孩”政策力度还不够，政策效果还十分有限，应该进一步全面放开“两孩”政策。应该在“单独两孩”实施一两年后再在全国普遍放开二胎政策，建议在“十二五”内（如2015年）解决这个问题，最迟不能拖到“十三五”中后期。通过全面放开“两孩”政策，尽可能使总和生育率回归更替水平，为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创造可持续的人口条件。只有这样，才会对改善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延缓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有比较明显的作用。

　　生育率下降问题须引起高度重视

　　记者：日常生活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空巢家庭越来越多，养老服务的供求矛盾愈发突出。我国目前的生育问题究竟有多严重？

　　王桂新：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实施30多年。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我国的生育水平迅速下降，根据最近一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我国的生育率已下降到1.18（生育率是指育龄妇女实际生育子女的数量），仅比生育更替水平的一半多一点。所谓生育更替水平，简单说就是一对夫妻生育2个孩子、出生和死亡平衡、在没有迁移情况下人口保持不增不减稳定状态时的生育水平。我国目前生育水平如此之低，说明我国的生育问题和人口问题已经很严重而且还将越来越严重。

　　记者： “失独家庭”越来越受到关注，这是否也是“两孩”政策出台的原因？

　　王桂新：这应该是重要原因之一。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估算，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目前独生子女人口已累积2.2亿人，由于独生子女人口每年至少死亡7.6万人，这样就相应形成7.6万个失独家庭和大约15万人的失独父母。据估计，目前我国已有约2000万失独父母，他们人到中年不幸遭遇子女夭折之痛，而且已失去再生育能力，甚至在当年就自觉或被强行结扎绝育。政府放开“单独两孩”政策，可以减少一些家庭可能成为“失独家庭”的概率和风险。

　　记者：你的很多学术文章都关注到社会“少子老龄化”加速的现象，能否解释一下这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王桂新：“少子老龄化”的加速发展，将会严重影响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一，将导致劳动力规模快速缩减和劳动力的老龄化。必须看到，快速发展的“少子老龄化”，在不远的将来必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和劳动力规模的快速缩减。据研究，在未来20年间，人口老龄化将使我国的年经济增长率降低0.5至0.7个百分点。

　　其二，将导致消费规模萎缩及储蓄率下降。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消费能力往往趋向减弱。

　　其三，造成“未富先老”使未来社会医疗保障费用不堪负担。少子老龄化的发展，使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社会医疗保障不堪负担。

　　其四，少子老龄化将造成学校教育生源危机，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创新能力。如受少子化影响，初中和普通小学学生数自改革开放以来即表现为持续减少趋势。如果继续实行“一胎化”政策，则少子化将进一步加重。到2050年将可能使初中和普通小学学生数分别减少到1000万人左右甚至以下。

　　王桂新教授，现任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学位委员会主任。研究方向主要是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分析及管理与评价，城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及决策系统建立等方面的研究。已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项目等20余项国家及省部级以上基金课题的研究。

　　目前在研项目主要有：上海未来发展持续性评价决策支持系统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研究，21世纪中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