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想读书，年纪一到就上船打渔；出海一次就是三个月，有时鱼多得让人七天七夜不舍得合眼，一网上来鱼多得人都可以在网上走。”——这是上世纪80年代金山渔民的工作写照。

　　然而，仅仅20年之后，那里渔民想得最多的是如何让自己的孩子好好读书，考出去，哪怕要倾尽积蓄、四处借款，哪怕孩子见到了外面世界，再也不愿回来。

　　上海，这个有着6000多年渔业历史的城市，如今剩下的渔民已经不足万人，最年轻的也已经超过40岁。捕不到鱼，赚不到钱，这个曾经让外人羡慕不已的职业如今已经成为了他们心中的痛。“我们估计是最后一代了。”不少渔民这样说。

　　“渔民”曾是镶金边的工作

　　金山区山阳镇渔业村滨临杭州湾畔，这个坐落在沪杭公路北侧的小村庄，与海中的金山三岛隔海相望，人们也把这里叫做金山嘴渔村，或者，上海最后的渔村。姜满龙就是这个村子中的普通一员。他今年51岁，17岁初中毕业就跟着村里人开始了捕鱼生活。

　　在那个年代，村里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像他一样，初中毕业就上船，没有人想着读书深造，也没有人愿意从事其他的行业。原因简单说就是两个字，赚钱。“那时候鱼多得都捕不过来。”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最早的万元户村就诞生在这里。1985年，全村400多个渔民，每年每户平均收入过万，全村人均收入也达到4600多元。和当时周边几个农业村比起来，这是个令人羡慕的天文数字，就算拿到全国范围去比，也绝对是佼佼者。

　　当时，“渔民”是个镶金边的工作，哪个孩子都是日里夜里地巴望着，等着初中毕业上船赚大钱的那一天。即使村里用免费教育、升学补贴等优惠政策吸引他们，也几乎没有人为之所动。陆雪云说起当年的渔村风采，总是特别激动，“要不是村里担心文化贫瘠，非得卡着初中毕业这条红线，想必渔民上船的平均年龄还得下降一大截。”

　　陆雪云是那时候村里的支部书记，当了16年的船老大，也被评过市劳模。老人今年已经77岁，早已退休，但是对现在渔民的生活他还是格外关心。当年不少听他调遣的小船员如今成了船老大。可是船小了，鱼少了，生活水平也下降了。当年船老大眼神中流露出的那份冲劲和锐气很少能再看到了。

　　喊“鱼老万”无人不识

　　陆雪云说，渔村的渔民生活也像海浪一样一波三折。上世纪50年代，他刚上船的那会，设备还很落后，只能四五个人驾着“小划子”，也就是自己做的小木筏，在很近的海面做些简单的捕捞。计划经济的时代虽然算不上富裕，但是温饱是肯定解决的。就算是三年自然灾害，有鱼吃，村里人也都没饿着。

　　后来渔船进步到木帆船、机帆船，直到100吨级的大型渔船和钢质渔轮。渔民也把战线延伸到了更远的海面。虽然死人的事年年发生，但是危险的远方却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勇敢者，在老一代渔民的眼中，那里鱼多得让人无法抗拒。

　　出海时，一个船队30多艘远洋船浩浩荡荡开赴远离上海吴淞口300海里外的大陈岛东南海域或济州岛北的海洋上。两艘船共同牵引一张大网在海面上拉开。“那网有四五十米长，网钢绳足有碗口粗。收网的时候海面上就像浮起了一个鱼山。一网上来，少说也有200担。”回忆自己做船老大的经历，陆雪云满是骄傲：“我们是绝对的高产船，在1994年前后，一年能赚十几万。”

　　渔民们在海上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一个冬汛，可能3个月不回家。经常几天几夜合不了眼。当然成果也多。全村460名渔民，在1986年到1990年的5年中，捕了16855吨鲜鱼，按全村人头平摊，每人每年捕捞量达7320公斤。

　　村里建起了银行、药店、派出所、邮电局、学校，甚至比镇里的公共设施都齐全。现任村支书陆宇峰1985年到部队当兵，山阳镇其他村子的人去当兵，每年的补贴标准是300元，唯独他，补贴费高达1万元，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鱼老万”。“喊陆宇峰没人知道，但是喊‘鱼老万’没有一个不认识的。”

　　最年轻的渔民年近半百

　　陆宇峰清楚地记着这样几个数字，现在村里1896人，真正的渔民只有100个出头了，渔船也只剩下18艘。“村里最年轻的渔民也已年近半百，再也没有孩子愿意出海打渔。”

　　“这活太累，起早贪黑不说，还经常遇到危险。”姜满龙的声音里夹带着几分沮丧。出海的日子，每天都是一场战斗，和天斗，和浪斗，和鱼斗。斗了30年，似乎有些倦了，身子骨也大不如前了。

　　“现在，鱼少多了。柴油价格蹭蹭往上涨，船开得远了，成本都收不回来。”老姜的船每天也就开出去七八海里，大约1个小时的路程，“这样国家的柴油补贴算下来还勉强能混混。”渔民不光要捕鱼，还得自己负责到市场上卖鱼，“收入都是靠天吃饭，鱼少的年岁，一家两口子一年也就赚个两三万元。”

　　“你看我现在皮肤这个颜色，是因为之前几个月都没出海。捕鱼的时候要比现在难看很多。”说起现在的捕鱼生活，姜满龙脸上布满了愁容：2到4月是捕鳗苗，但是今年这价钱跌得让人心慌；5月有一个月可以捕凤尾鱼，可是除了下网收网的时间，中间也就20天，身体吃不消，很多人都不愿意捕；6月1日到8月20日是休渔期，不能出海；8月底到10月底可以捕白米虾，只有开禁之后的一个月鱼多，但是捕多了来不及拣，不拣就卖不出去，紧接着又是鱼少得可怜的一个多月；11月之后，又要修船和准备工具。“一年下来，真正捕鱼没有几个月。垃圾多的时候，80%都是垃圾。”

　　打渔困难，陆奇龙就开起了饭馆，从没有正规房子，只是沿街摆个摊，到如今成了“海鲜一条街”18家餐馆中响当当的“天桥饭店”老板。他也算是个成功转型的典范了。饭店生意不错，但是问他有多少海鲜是村里渔民去打来的——老陆有些犹豫，“其实，现在鱼越来越少了。渔民打不到鱼的时候，我们也只能从外地进货，江苏、浙江的都有，甚至不少是铜川路市场拿的货。”

　　渔民们为环保作出牺牲

　　2月15日到5月15日，是淀山湖的禁渔期。在青浦朱家角镇淀山湖一村，渔船都停靠在一个没有名字的小码头内，湖边的水清澈到可以看到湖底的石子。“这几年保护淀山湖还是卓有成效的。环境好了，但是渔民却作出了牺牲。”村支书姚德林这样说。

　　如果不是禁渔期，55岁的沈爱弟几乎没有一天可以睡到自然醒。每天凌晨，万物静寂之时，他就从睡梦中醒来了，看看星空，判断今天是个好天气，点一盏电瓶灯就驾着船驶入了夜色中。“一般都是凌晨一点出发，上午10点回来，到中午，太阳就太烈了，扛不住。”

　　如今的生活和小时候比当然是好了很多，在他11岁之前，甚至没有一栋像样的房子，爸爸打的那条小船就是他们的家。船停在哪就睡在哪，从小习惯了风里来浪里去。直到1969年底，政府划了50亩土地，给渔民盖了平房，他们才得以在湖边定居下来。（下转A10版）　　（上接A9版）

　　但是和上世纪80年代相比，却是差了一大截。那时候村里的4万多亩湖面被划分为60块，以抓阄的形式承包给60户人家。如果抽中承包水面，年收入过万根本不在话下，多的时候能净赚两万多。可是20年过去了，沈爱弟算了算他家近几年的收入，几乎和之前没有差别，“刨掉成本和日常吃饭的开销，一年最多能剩个2万出头，有时1万块都赚不到。”物价上涨，和经常捞上来的空网，就像一记记重拳打在每个渔民本就伤痕累累的身板上。

　　上海渔业在上世纪80年代的繁荣和现在萎缩并不是这一两个渔村的个例。在上海市水产办公室的统计年鉴上记者找到了这样一组数字。1985年，上海共有近海渔船305艘，总吨数为14458吨，总马力为35169千瓦。那一年，近海捕捞生产量总计15.2万吨。去年，近海捕捞渔船总吨数增加至40573吨，马力增至79931千瓦。但近海捕捞量仅为1.96万吨。简单来说，就是设备、技术都在进步，但捕捞量却大大下降了。

　　渔民打渔难转行也难

　　转行，沈爱弟也想过，但是，十一二岁就开始打渔的他，没读过什么书，年纪也不小了，再说，在船上没人管着，自由惯了，让他上岸去做那些8小时流水线的工作，心里总是觉得不适宜。“村里去找工作的人，最好的男的当保安，女的当保洁。”沈爱弟左思右想还是没敢跨出那一步。

　　遇到这问题的并不是他一个，上海水产办公室主任梁伟泉为了这件事已经烦恼了很久了，“我们之前也开了很多培训班，想教他们一些新技能，但是真正转出去的人不多。中年人，特别是船老大、轮机长这些有技术的人大部分还是回到渔船上，去给别的船东打工。”有些人确实实现了转产转业，但是生活却一点不见改善，甚至可能更差，“崇明南门有很多骑三轮车的，2块钱带你逛一圈的那些车夫大部分是渔民”。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成功寻到了新的活计，做起了兼职渔民。张富根就在此之列。渔政站执法大队的工作成了他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鱼多的时候，他还是会做回老本行。特别是6月中旬到8月初，籽虾特别好。这时候，除了利用每个周末，经常平日里，他也会凌晨1时跟其他渔民一起出海，然后赶在上班之前回来。每天睡眠时间严重不足。可是儿子在镇里工作，娶媳妇还得租房子，家里人的生活质量也需要改善。想到这些，再多的辛苦也要扛起来。

　　水质转好渔民盼好光景

　　渔村的转折发生在2005年，为了响应保护淀山湖的号召，大型的捕捞工具被弃之如敝屣，在这个鱼虾本来就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时代，让捕捞工具“一夜回到解放前”，对渔民的打击可想而知。

　　更何况还有不少没有捕捞证的外地人来抢资源，“人家什么手段都用，电捕鱼、迷魂阵，他们哪里管什么规定。”对这些“劫掠者”，48岁的沈才良除了气愤也没有更好的招数。

　　在船上苦了半辈子的父母都尽量供孩子读大学。一所私立大学一年学费加生活费要3万多，这已经远远高过了渔民家庭一年的收入，但他们不惜拿出所有的积蓄，不够了再向亲戚朋友借。孩子出去读了大学，就没再回来。逢年过节回来吃个饭就走，不是孩子不懂事，是家里实在没地方住。吴根云家里，80平方米住了8个人，连厨房间都放了床。家里真是连个打地铺的位置都没有。房子的问题还不只是拥挤，刘纪中指着白水泥已经明显脱落的墙面告诉记者：“这房子质量也不行，中间都是空的，很多外墙面都挂不了空调。”

　　当然，也有好消息，淀山湖水质近几年明显好了，“去年的虾特别多，主要是天气暖和，加上生态好了。”沈才良分析说。但是今年会不会延续这个势头，他也说不准。用渔民的话说“海水调调头，一夜工夫卖只牛”。“我们当然是希望越多越好了。”沈才良看着码头内他家的渔船，嘴角终于露出了一丝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