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黄昏，纽约在发紫。华盛顿公园里来了两个黑人鼓手，在地上打开一只箱子，就开始打鼓，鼓是几只翻过来的塑料桶。鼓声一响，一片荒原从天而降，围观的都成了非洲人，情不自禁地想要手舞足蹈。我在世界上走，现在遇到最好的鼓手了，我知道。他们即刻就忘记周围的存在，华盛顿公园周围是繁华大街、地铁站、有一栋镀金的大楼中间有一个洞，喷着热气，物质煌煌耀眼又有些诡秘。鼓声即刻镇压了一切，像是收服了妖魔鬼怪，回到他们祖先的部落里，诸神出来接，在摩天大楼的玻璃上停着。鼓手穿着背心，露出结实的肌肉，有时候望望天空。鼓声停止时，听众蜂拥而上，朝那只箱子投币，我目瞪口呆，白花花的一箱子，几乎满了。他们就靠这个活着，快活似神仙，旁边人群里还有几个家伙，欢呼着跑过来，搬鼓的搬鼓，收箱子的收箱子，一声口哨，走了，大约是喝啤酒去。观众不散，愣怔着，仿佛失魂丧魄，还站在荒野上。

　　另一天去古根海姆玩，出来看见门外台阶上坐着一位胖而高大的中年黑人，从怀里摸出一只铝碗来，轻轻拍出节奏，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是大地的心脏在跳，不是我想像的那样火山熔岩般地扑腾，很轻，有某种自然克制的重量，就像是草原克制着非洲的大地，否则它那么丰满，恐怕要喷出来。我觉得这就是大地之声。简单、朴素、充满自在的力量。而他用这么小的一个家伙，就弄出这天深地厚的音响，真神。这位黑人把帽子放在脚前，即刻就满了，他看都不看给钱的人，收起来就走掉，像一头大象。大象不会感激非洲。他很自信。这种水平，白听是你的耻辱，他靠这个吃饭，就像寺院里的僧侣，你给了钱，绝不敢自以为施舍，还觉得有罪，吝啬了。

　　还有一次在巴黎白教堂，一个黑人站在石头桩子顶上玩一个足球，玩到极致，真正是“世界在我脚下”，那个球在他头顶和脚尖之间旋转，他像地心一样放射着引力。后面是教堂，恍惚间以为是里面某人复活，当了足球队员。

　　这些人都是靠绝技谋生，不在体制、单位，完全的自由人，想几点来就几点来，想走就走，明天在原地、同一时间并不能碰到他。这种艺术家像吉普赛人一样，很难遇见，得有缘分。他们靠艺术谋生，必须把这一套玩到极致，谋生，只为个饭碗，是无法极致的。要反过来，玩到极致，饭碗也有了。他们的共同点，都是真的喜欢艺术，像对待自己情人那样狂热衷情地对待艺术，而且比通常所谓的爱情更持久热烈，然后这活计又像女人一样养活了他。就像贾科梅蒂说的“自从我第一次拿起画笔来试图完成一幅速写或一幅画，就是为了抓住并揭露一种真实。从那一刻起我就同样为了保护我自己，为了养活我自己，为了我的成长。同样,我还为了支撑我自己，使我不放弃，使我尽可能地去接近我自己的选择，我还为了抵御饥饿与寒冷，为了抵御死亡。”

　　另一天在法兰克福的市民广场，一个墨西哥来的小伙子在弄一种音乐，是用一组锅发出声音，他是彼得的朋友，介绍说，他的锅乐曾经得过欧洲许多大奖，早已富有。但是，每个星期，都出现在这个老地方，继续他的街头音乐，许多市民都知道他。

　　我喜欢到世界上走，最大的乐趣就是与这些街头诗人相遇。咖啡馆、学院里面也有许多诗人，但是很难遇见他们，就是见面，那些见面的方式都太迂回了，太隐喻了，有些人大名鼎鼎，但是他的鼓声（诗）离开了批评家的解释，你就听不懂。不像这些街头诗人，那么坦率直接，听吧，你喜欢，养着他。不喜欢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