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秋天，我们搞了个同学聚会，全班57人只漏缺一二人，全都到钱桥中学去了，这是必须的，整整十八年，十八年里，我们是很少见面的，有许多的话需要当面说，有许多的事需要当面谈。人都到了，饭吃了，酒喝了，同学间寒暄过了，老师也拜了，照也拍了，歌唱了，连舞也跳了，十八年积聚的思念终于有了倾吐的机会了，我们真的尽兴了。

　　差不多到了散场的时候，一个同学颤颤巍巍走了过来，手拿着通讯录，有点苦相地对我们说，你们把我的名字给忘记了。我们一脸惊讶，不可能的，你孙国章是有头脸的同学，吹一口好笛，写一手好字，谁都可以忘记，唯独你是忘不了的。可是，当我们再度翻开通讯录时，我们都无言了，我们真的把他忘记了。有人提议，先把名字写上去，以后再印时加上去。孙国章听了，笑笑，没事，走了。有同学拉住他，对不起，过几天，我们集体请你吃饭，向你赔个不是。孙点了点头，算是接受了，还是笑着走出了我们的视线。

　　我们真的应该请个饭！

　　后来的我们，也许因为忙开了，也没有一个人提议，该请他吃个饭了。

　　到了天气转凉的时候，有一天，我隐隐约约听人说孙国章亡故了。消息得到证实后，我惘然了。我一下子想起那个通讯录，那个小小的通讯录上没有他的名字，我又想起了我们请他吃饭的许诺。他走了，可是那个通讯录，那顿饭的承诺……

　　可是，没有什么“可是”，我们是确实没有做到想做就做。

　　许多时候，坐失了做的机会就没有下次机会了。人生是有很多的明天、明年，也有很多的下一次和再下一次，但对于爱者和被爱者来说，真的每次都可能是最后的机会。因此，想做就做，还是你的首选。

　　认识这个道理，还通过了另一个让人悲哀的故事。有位大学同学姓张，是插队江西回来的男孩，作为最后一批被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他读书的刻苦程度是无法想象的。我记得他总是吃馒头，总是没有菜的，总是一个人一边啃一边看书。

　　大学毕业第二年，他就生病了，一生就是癌。住院后，他的爱人写信给我，希望我去他家里看一下。我从郊区赶到市区、赶到他家里，花了四个多小时，他激动了，变形的手伸出来，眼泪流个不停，手也握个不停，话也说个不停。妻子在他的后背不断地捶着，以减少他的痛苦，在这种情境下，我能说什么呢？我还是说了，现在科学发达，这病会看好的。他点头，笑了。半年后，他别离了这个世界了，他的妻子打电话告诉我。那是一个最寒冷的冬天，我穿着妻子单位发的棉大衣赶去龙华，看了他最后一眼，回家了感觉很无助，我安慰自己我做了想做的事。

　　我深深记得，那事过后的六月，奉贤刮了场很大的台风。他的妻子写信来问我需要什么帮助，因为她从电视新闻里看到了奉贤地区树倒墙塌的情况，很为我的家庭担心。而令她写信询问的真正原因，是她要感谢我遵嘱去龙华看了她丈夫一眼，她是在吊唁她丈夫的录像里看见了我这个远道而来的人，这份远道而来的情。

　　有些事，想到了就要赶快做，因为，明天的日子，我们有时真的算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