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渐入佳境

　　而工作前的那个假期，谭先杰一回家就遇到了问题。“我妈妈当年看病，家里欠下一些债务。我大哥、二哥因为债务问题差点儿闹翻。当时借银行900块钱，我大哥每年都想办法把利息还掉，但本金始终都没办法还清。当时银行要来追贷款，甚至要拆房子，我很难受。母亲去世了，家里两个哥哥为了还债搞得关系破裂，我怕他们撕破脸，到协和正式报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跟郎景和教授说明了家庭的困难情况后，找到了当时妇产科里的秘书预支了900块钱的工资来还债，从我的工资中逐月扣除。”钱寄回家，银行的贷款也还了，谭先杰终于安心地开始了在协和的生活。

　　好景不长，过了两年，谭先杰从老家来北京看病的二哥路上出车祸失踪了，谭先杰从北京到老家，沿途找了40多天，终于把人找到了，可是钱又花光了，生活窘迫。“那时候是1995年，科里当时给我组织捐款，捐款的44个人都是我的同事，里面有护士，还有清洁工，到现在，有的同事退休了，有的出国了，还有的去世了，我一直都留着那张捐款单，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拿出来看一看。同事之间既有合作也有竞争，但不管怎么样都是同事，看到这个单子，我没有任何理由跟同事耍小心眼，一路走来内心里一直很感恩。” 

　　后来，谭先杰考取了协和妇产科主任郎景和院士的博士生，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人生渐入佳境，而且如愿以偿进入妇科肿瘤组。2009年，他到重庆参加学术会议时回了趟老家。“那时候我在北京有了自己的房子，尽管是经济适用房，也有了车子，小孩也半岁多，觉得自己基本什么都有了，母亲却早早不在了，就跑到她坟前待了一下午，痛痛快快哭了一场，那时候我已经接近不惑之年，真正尝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滋味。” 

　　从科研到科普

　　2012年，谭先杰得到协和医院百人计划支持，去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那年夏天的傍晚，参观了一天手术之后，他在哈佛大学医学院门口的大草坪上躺着，从头到尾对母亲的病做了一次回顾性诊断，最后排除完，觉得母亲的真正死因是子宫内膜癌，而子宫内膜癌如果发现得早，还有很大治疗余地。“如果当时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下，知道是什么病，她不会那么早去世，她可能做治疗之后还能活很久。”谭先杰说。 

　　而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健康教育也给了谭先杰很大启发。“国外的医疗很贵，当然条件也很好，每个医生见病人都至少持续30分钟时间，病人跟医生聊家常、聊病情，从发病的时间到症状，所有的细节都讲得很详细，我英语很一般，但是外国导师用的都是很简单易懂的词语，而不是深奥的专业词汇，我作为一个外国人都能听懂，没有任何障碍。看完病之后，还给病人发放宣传插页，插页上面印着网址，有深入阅读的科普文章，我当时看了很震惊，觉得这才是医生要做的事：病人从权威的专家那里得到了权威的信息和全面的资讯，而不是他自己通过网络搜索到的难辨真假的信息。我也想做这样的医生，为我服务的对象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所以回国之后就想到了做科普，希望能把深奥的知识变成浅显易懂的知识，让普通人在没得病的时候就能够去预防和关注疾病，而不是得病之后去治疗。” 

　　于是，他开始把工作重心由科研向科普方向转移，回国之后就开始在媒体上连续发表科普文章，应邀去电视台和网络上做健康科普节目，写博客、写微博。“以前我也看不上科普，当时的观点和现在大多数人的观点一样，觉得科普不算科学，只有真正做科研的才算科学，科普就是大忽悠，我当时对科普的认识还不太深，而且当时的科普潮流都是张悟本之流的，让我很反感。后来，郎景和院士说科普是医生的职业良知和社会责任，因为科普也是一个阵地，你不去占领其他人就会占领，就会杂草丛生，如果正确的科普得不到宣传，那么伪科普就会大行其道。再加上在哈佛大学受到的启发，就决定自己试试。通过科普，公众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及早发现异常，对治疗效果非常关键。” 

　　现在，他与同事共同主编了一本医学科普著作，最近又在尝试用章回体小说的形式写医学科普著作《子宫》，他说要用好看的形式、浅显易懂的词语让更多人了解医学常识。但是医学科普并不容易。“没有得病的人认为太深，不想看；得了病的患者认为写得太浅，不够看；而在同行看来，用词描述不严谨，不忍看。所以做科普也是众口难调的事。”谭先杰说。 

　　而除了医学科普之外，谭先杰开始越来越多地关心公共医疗问题。他偶尔会感叹中国的医疗环境不好，医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而患者对医学的期望值又太高，医患关系很复杂。如果从医生的角度看，这份职业特点是成才周期长，一般至少要10年左右，可是毕业之后，医生的收入并不高。“我已经是主任医师了，每天早晨7点多到医院，查房、出门诊、做手术，忙到晚上八九点钟才能回家。而一个新大夫，他们要做的事情更多，晚上下了手术台还要再准备第二天的手术，很辛苦。当然你可以说，前两三年的医学毕业生在医院是在学手艺，算学徒，辛苦一些正常，但是，我觉得一个行业不能只讲奉献不讲回报。现在很多医学院都是降分录取，大家不爱当医生了。协和医学院原来都是从清华、北大最高分的学生里挑选的，现在，协和医学院的分数已经不是最高的了，这说明，最优秀的学生已经不愿意学医了。很多医生改行，有些医院已经出现医生护士荒，长久下去，这是个很危险的事情。”谭先杰说。摘自2014年14期《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