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丰纱厂与杂志《雄风》
1946年，章荣初有意扶植长子章志鸿接班，安排他出任荣丰纱厂企划部主任。章志鸿的几个圣约翰大学同学，凌子钧、陈德华、余益年，和荣丰纱厂一批年轻工程师黄景园、金绳武张兰彬等，志同道合，摩拳擦掌要做一番实业。
他们办了一个杂志，以“荣丰”谐音取名《雄风》，1946年6月1日创刊，聘无锡国立专修学院教务长王蘧常教授为主编。从四十名特约撰稿人名单可看出其雄心，有圣约翰大学教授王欣夫，中央大学教授朱东润，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赵景深，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沪江大学教授俞庆棠，中华书局编辑所长舒新城，无锡国立专修学院教授朱大可，《申报》主笔储玉坤等。
章志鸿《我在新中国的四十年》说：
我当时在我父的荣丰纺织印染厂任企划部主任，经王蘧常教授介绍，我请了育才中学校长潘伯棠担任我的文书助手，请大同大学统计学教授陆宗蔚，负责全厂统计工作，另一位教授陶寿康负责计划工作。我负责的企划科，文人气息重，陶寿康建议我办一份公司内部月刊，定名《雄风》（“荣丰”谐音），以介绍国外企业管理知识为主，并报道公司内部计划和规章制度。
1946年8月我赴美留学时，青树同学会的史霄雯向我提出，1947年起由他来接办，改为科学普及月刊，对社会发行，经费仍由公司支持，我同意了。这份月刊很成功，曾发行到新疆，颇受各地学生欢迎。1950年9月我回国后，得知同学会和月刊已在上海解放后结束，并知道周寿昌已是全国青联副主席。
史霄雯是三青团员，在1949年4月国民党大逮捕中，交大学生多人被捕，其中有史霄雯和另一个青树同学穆汉祥。穆汉祥是交大共产党地下支部书记。解放前夕史穆等被国民党杀害，埋在普善山庄。解放后从墓地掘出，史的尸体已腐烂，他衣袋中还藏有红领巾，交大开了追悼会，在校园建立史、穆两烈士纪念碑，我回国后特去交大拜祭。
章荣初次子章志鸣在1949年6月6日写信给在美国的兄长章志鸿说
上海已于廿五日清晨解放，史霄雯同学已于解放前被反动派捕杀，同学公愤之极，昨日开追悼会于交大，青树亦参加并送二挽对及银元三十元 （详见所附剪报）。
当时交大进步学生出版两本杂志，《激怒的铁流》由学生自治会主办，《雄风》成为新青联的刊物，1947年起由史霄雯主持，刊登进步思想的文章如介绍马克思主义等，并大力宣扬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新民主主义。
关于史霄雯是三青团员这点，过去一直被忽略。中国的繁荣富强社会民主，是国共两党正义之士的共同目标，上海解放前夕被汤恩伯毛人凤杀害的烈士中，不但有共产党人，也有不少国民党人三青团员。
青树精神长存
在穆汉祥史霄雯的引导下，青树同学会逐渐成为共产党外围组织，“四二六”大逮捕后，汤恩伯发现被国民党当局列入黑名单的三百多名进步学生中，竟有七十多人属于青树同学会，因此下令逮捕章荣初。
章荣初《我在旧社会的三十五年》说：
蒋匪帮大势已去，反动当局垂死挣扎，疯狂捉人，飞行堡垒在马路上横冲直撞，上海成了恐怖世界。
一九四九年四月份，忽然消息传来，警备司令部要捉我，那时是汤恩伯在上海统治，为的是我多年前委托新闻报馆办过“青树助学金”，受助的同学有几百人，他们组织了一个“青树同学会”。同学推举我长子章志鸿为会长，这时他早已去了美国，这个“青树同学会”的很多同学都是进步学生。
警备司令部的“黑名单”里有七十几人都是“青树同学会”的同学，交通大学为革命牺牲的两烈士也是“青树同学会”同学之一，汤恩伯查出“青树助学金”和“青树同学会”是我办的，因此要来捉我。
幸亏章荣初的“先生”杜月笙和同乡老朋友潘公展等出面疏通，说明“青树助学金”和“青树同学会”只是慈善事业，与政治无关，章荣初才得幸免。
“青树助学金”受惠者达四百五六十人，他们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大学毕业，很多人成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高级科技和领导人才。
前述“青树同学会”的创议者中，周寿昌1943年入读交大化学系，1946年加入中共，解放后任共青团中央学生部副部长，1952年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办公室主任，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4年英年早逝，1979年获平反。顾素娟，1949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历任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妇产医院副院长，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副主任。何亮家，外科专家，上海中山医院外科主任。钱皋韵，原核工业部副总工程师、中国核学会理事长、工程院院士，他说：“我1946年读交大没钱，四年学费全部是章荣初先生的奖学金负担的，我一直想报答他。”
2006年，菱湖中学——即章荣初创办的青树中学——庆祝建校六十周年时，青树老校友效法章荣初，成立“青树教育基金”。
青树中学老校友、曾任驻德大使馆武官的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主席倪煜将军即席赋诗：“十年树木弹指间，百年树人莫等闲；千载唯逢机遇好，万古长青唱和谐。”
如今，65年过去了，但当年烈士们为之献身的理想不会过去，今天我们回眸穆汉祥史霄雯走向刑场的坚毅身影，更加坚定了改革开放实现中国梦的步伐。
摘自《档案春秋》201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