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徐城北  学者、作家，关注领域为京剧、民俗、电视文化与京城文化。出版各类作品70余部，追求好玩、好看之外，再加一点文化思索。代表作有《京剧与中国文化》、《老北京》三部曲、《梅兰芳》三部曲、《字号文化》三部曲。

　　吴小如先生去世了，享年九十二岁。看似一位老者的离世，却是“梨园三贤”烟消云散，一个最精到的学者京剧评论家时代的结束。朱家溍、刘曾复和吴小如先生，各有其专业，且均为佼佼者。他们分别供职于故宫博物院、协和医院和北京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又同是京剧史学家、研究者、杰出的评论家。他们以得天独厚的世家熏染、自身丰厚的学养和教育学术背景，开创了一个学者考戏、评戏、说戏甚至粉墨登台的美好时代。小如先生小另两位先生几岁，他的逝世，是一出经典“梨园三贤”的沉重落幕。

　　与相对温和的朱家溍、刘曾复先生相比，小如先生的性格更有特点，评戏、评人、评文章，从不曲意奉承，不在意是否得罪人。他刚好年长我二十岁。他当初与我们家有旧，我父母早年在《大公报》当记者，他拿来在大学时代的文章，交我父母，在报上发表。那时只听说他从年轻时就开始收集京剧名家的唱片，不仅常进戏园子听戏，更以研究的心态反复琢磨唱片。

　　我认识小如先生并不早，青年时代由于父母的“右派”原因，多年辗转流离，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调入中国京剧院，我才有半只脚涉足梨园，对朱、刘两位长者恭敬有加待之以师礼。后来在剧场和剧评会议上结识了吴先生。我在写作《梅兰芳与二十世纪》的过程中，曾就三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北京各大学的栋梁师资阵容等问题专程去向小如先生请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当时他拿出一个小本，把当年各校教师阵容逐一介绍，好像早有准备似的。我很惊讶地拿过他的小本，择要摘录，真没有想到他不但对北京大学，而且对其他学校的情况也了如指掌。这令我十分敬佩，庆幸自己真是找对了人。这几次请教促进了我们的关系，他几次称赞我有活力，这时他很接受我。

　　我那时常在天津《今晚报》上发表短文，内容多涉及梨园轶闻。小如先生当时也写梨园旧事逸闻，有时在内容上难免有些重叠。一次记不得为哪件事他不高兴了，私下说“哪儿来的这个徐城北，净抄我的路子……”我间接得知，也心中不爽。不久，我写了一篇杨小楼三十年代在天津唱堂会的小稿。吴先生看了大发雷霆，撰文指责我 “不是这里事”云云。他也谈及这场堂会，依据是朱家溍先生所云。我也气了，说我写文章是听袁世海讲的。我的观点是，所谓堂会，不应该掩盖演员即兴表演，看的人在玩，而演员们也在玩，这一次的玩与下一次的玩，是允许不一样的。我还说，三十年代的这场堂会，您也没能亲见，您不是也耳食于朱家溍吗？大约这句话把他气得够呛。他公开写文说我只会“耳食”。我当即撰文反驳……

　　我俩发文对阵几个回合，基本打了个平手。据说此事还使《今晚报》的销量在那几天有了增加。黄宗江先生和吴先生是挚友，与我也是亦师亦友，曾多次两边调停。现在想起此事，眼前还浮现出宗江老师笑眯眯的月牙眼睛，耳边响着他亲切的劝解。北京大学也有教授从中“劝架”，建议请一次饭，让我俩就此停手。我一副无所谓的气概。

　　“年少张狂”不足以形容我当时的意气，我“耳顺”，先生“古稀”，我们互不相让，似乎唱了一场《两将军》，真去打仗了，张飞和马超，还谁怕谁呀。

　　但我始终心悦诚服地承认，吴先生研究京剧尤其是老生有独到之处，关于整个文化背景也知道得很深入。吴先生当时作品颇丰。我曾建议，不妨把此次与我辩论的文章也收进去。199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吴先生的重要著作：《吴小如戏曲文录》，简朴的绿色封面，厚厚的一本，很符合他不事奢华的身份性格。我读了觉得很好，于是四处推荐，买了很多本送朋友。一次参加什么会议，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宽阔的历史博物馆门前碰面了。那是个星期天的上午，我上前鞠躬握手，夸赞这本书好，他很高兴，连说“我应该先送你的。”

　　此后，我们各自忙碌，有十几年没见过面，但凡是能见到的他的文章和作品，我都恭敬拜读，受益颇多。我也很关注他的学术动态和身体情况，知道他在上海讲学受到欢迎，有几年受邀住在上海。有彼此相熟的上海朋友来玩，我一定嘱托给吴先生带好。后来他又回到北京，听说他居住得很狭窄，但他能窄中求宽，带病治学，有弟子学生扶助，我也为之宽慰。偶尔看见他的新作，言简意赅，仍是一派大家气数。

　　如今，重提此段“公案”，我“不悔少作”，真希望先生还能一跃而起，重现虎虎生气，再与我“厮杀”一番。实在是很怀念那样纯净的学术环境和先生这样真性情的人。

　　希望后继有人，小如先生的学问不成为“绝响”，梨园能再有新“三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