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沪生的这篇文章回顾了他的母亲、上海舞蹈学校首任校长李慕琳为党为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向人们展现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上海舞蹈学校的创建、发展，是李慕琳人生中最重要和为后人铭记的一章，正是在她的领导下，舞校《白毛女》剧组对芭蕾民族化作了成功的探索；芭蕾舞剧《白毛女》如今已成为中国“二十世纪经典作品”。

　　教会学校的爱国学生

　　我的母亲李慕琳，原名李美英，山东德州人，生于1919年。母亲的祖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母亲在洋溢书香氛围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她自己就读于基督教公理会办的“卫理小学”。母亲在读完小学三年级后，9岁时被其父母接至北平。小学毕业后，母亲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贝满女中”。

　　贝满女中成立于1927年，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建，是现代中国最早引进西式教育的女子学校。

　　到了上世纪30年代，“贝满”的宗教氛围日趋淡薄，学生中非基督教徒已占三分之二以上。当时中华民族多灾多难，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无数热血青年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母亲此时受到北大学生、共产党员李信大姐的影响，参加了进步组织“妇女新青会”。她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进步读物和马克思主义书籍。受进步书刊的影响，母亲逐步形成了对人生的新追求。

　　母亲高中毕业后，“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母亲和“贝满”的部分同学，与北大、清华的学子一起走上了街头。母亲刚16岁，但她毫不畏惧，义无反顾地走在队伍的前列，面对国民党政权的武力镇压，她毫不退却，手挽着高校同学的臂膀，高呼着抗日救亡的口号，奋勇前进！

　　平息了一场伤兵“内乱”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三个月后，南京的形势愈发紧张。国民政府内部分为两派，一派主守，一派主退。中共主张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要争取抗战的胜利，关键是把区域抗战发展为全国和全民族的民族解放战争。为此中共长江局暨南京市委决定：将平津流亡学生中的骨干与“南京学联”中的进步学生组成“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开赴鄂豫皖地区，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放手发动老区民众拿起武器，进行抗日游击战争。母亲参加了南京举行的誓师大会，并向中共南京地下市委报到。从此，母亲投身了革命。

　　1937年10月，母亲和“宣传团”的战友们在安徽芜湖开展工作。此时，市内的商店多已关门，满街都是从南京退下来的伤兵，无人过问。入夜，有人冲击商号，驻军奉命阻止，街上响起了枪声。母亲和战友闻讯，立即出动，对肇事者进行劝阻，同时慰问伤员，向他们宣传全国军民团结抗日的重要意义。团员们奔波了一夜，终于平息了一场即将爆发的“内乱”。

　　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中共长江局和南京市委决定“宣传团”经武汉，向黄安（今红安）、黄陂和麻城大别山区挺进，深入地做群众的组织和宣传工作。1938年6月24日，在湖北咸宁，母亲经陈士方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8月初转正。月底，母亲前往延安。1940年至1943年，在“陕北公学”任政治处干事兼西北文工团党支部书记。在此期间，母亲被评为工作暨学习的模范，受到中央妇委的专项表彰和奖励。

　　母亲到延安后，不久与父亲杨永直邂逅。在“宣传团”时，父亲曾任党支部书记。

　　父亲与母亲相遇时，母亲已是一名青年干部。他们喜悦地互相讲述着自己的革命经历，一起漫步在延河两岸、宝塔山下。1940年春，父母在延安清凉山的窑洞里结为夫妇，胡乔木是主婚人，中央青委的同志悉数到场祝贺。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首位国语播音员

　　母亲在延安先后担任延安《解放日报》“学委会”干事、大后方工作部编辑。1945年8月，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恢复播音，母亲是首位国语播音员。朱总司令于8月10日发布的《受降华北地区敌伪令》的播音者就是母亲。

　　1947年3月，胡宗南纠集30万人马，向延安进犯。中直机关奉命北撤。1947年4月，母亲到达晋察冀，任新华社国语广播科编辑。1948年冬，随军进驻山西榆次，参与筹备太原解放后教育局的接管工作。不料，1949年4月刚被中宣部任命为《山西日报》总编辑的父亲，于太原解放的前一天（4月23日）再接中宣部的调令，赶往北平向乔木同志报到。乔木指示父亲即刻赶往丹阳陈毅同志处，陈毅告知父亲赴南京，任《新华日报》总编辑。母亲则于同年4月出席了在天津召开的全国职工代表大会，5月到全国妇联工作，担任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同志的政治秘书。建国后，续任此职。她不顾体弱多病、女儿幼小，常常夜以继日，不辞辛劳，极其认真地完成各项工作，受到蔡大姐和富春同志的赞扬。

　　1951年冬，母亲被调往南京市妇联任组织部长和秘书长。1952年冬，母亲又被调往上海，任华东妇联办公室主任、秘书长。1954年至1956年，母亲回到北京，再度担任蔡畅同志的政治秘书。

　　1958年，母亲回到上海，参加筹办上海市对外友好交流协会，任驻会（常务）副秘书长。

　　挑起上海舞校首任校长重担

　　解放后，上海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日趋增多，其中国外芭蕾舞团的来华访问演出更是十分频繁。1958年，松山树子率领的松山芭蕾舞团带着根据中国同名歌剧改编的芭蕾舞剧《白毛女》片断，到北京、上海、武汉、重庆巡演，受到热烈欢迎。周恩来总理看后非常感慨地说：“为什么人家外国人都可以将我们中国的歌剧改编成芭蕾舞剧，我们就不能创作自己的民族芭蕾舞剧吗？”也许正是周总理的这个感慨，成了创办上海市舞蹈学校的主要动因。

　　1959年10月，周恩来总理在观看上海歌剧院编排的民族舞蹈《小刀会》后，谈起了在上海成立舞蹈学校的事。总理说：“北京有舞蹈学校，上海也应该办一所舞蹈学校，要为国多培养一些舞蹈艺术方面的人才。”他还说：“可以办得快一些，筹备好了就招生。教员问题，我回去请北京舞蹈学校支援你们，帮着解决。”

　　1959年11月14日，上海成立了上海舞蹈学校筹建小组。建校最大的难题是缺少教员，周总理让上海开出名单，亲自委托文化部调人。中宣部长陆定一建议，让在延安时期担任过“西北文工团”党支部书记的李慕琳主持筹建上海舞蹈学校。中央上海市委暨市人委共同研究后，于1960年2月5日，由中共上海市文化局党委决定，李慕琳任上海市舞蹈学校党支部书记；6月3日，李慕琳任上海市舞蹈学校校长。

　　母亲由外事工作转入舞蹈艺术教育工作，跨度之大是空前的。她一头扎进了学校的筹备和组建工作，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内，她和先期参与筹建工作的行政人员共同完成了从选校址到设施等的基本工作。其间，母亲还到北京，向她延安时期的战友、北京市舞蹈学校校长陈锦清商议调配教师，如林泱泱、袁水海、孔令璋、陈明、秦阿青、王月后等，均为当时北京拔尖的芭蕾舞人才。北京舞蹈学校舍不得放人，母亲竭尽全力说服他们，并向老战友陈锦清校长再三恳请。最后陈校长根据周总理“一定要支援上海”的指示，终于同意这批人才调来上海。

　　1960年3月18日，上海市舞蹈学校正式成立。校领导班子成员共8人，校长李慕琳，副校长周志勇、胡蓉蓉（业务副校长），教务室主任陈明，教务室副主任钱震华、庄严，芭科负责人孔令璋，民科负责人魏竹侠。胡蓉蓉副校长即由母亲亲自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