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以色列人来说，纳粹德国在二战中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一段惨痛之至却绝不能忘却的历史。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大屠杀幸存者人数正在锐减，如何确保后世将这段记忆铭刻在心并永远传承下去，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

　　大声地念出名字

　　６月的一天，位于波兰首都华沙３００多公里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迎来一队以色列军人。他们扛着旗子，神情肃穆，显然不是普通游客。

　　他们是以色列的一个军方代表团，前来祭奠那些在战争和种族灭绝中逝去的灵魂，从中汲取大屠杀留下的教训。

　　每年，以色列政府都要组织好几批不同类别的官方代表团来此参观，成员包括学生、公务员、士兵等。他们相信，人们对大屠杀历史了解得越多，保家卫国的信念就越深。

　　队伍沿着铁轨前行，最后在一座灰色建筑物前停下。当年，正是在这里，成千上万犹太人被赶下火车，等待德国党卫军军官的“生死鉴定”。在德国人潦草的扫视中，他们中的老弱病残直接走进了毒气室。剩下的人被赶进旁边的一排木头房子里。那原本是德国人的马厩，每间养５０匹军马，后来被改作集中营，每间关４００名犯人。和早一步离开人世的亲人相比，他们中大多数也只是在严寒和饥饿中多活了数月。

　　在一间木屋里，有人大声朗读在大屠杀中遇难的家人名字。这一幕被许多代表团成员视为整个参观过程中最感人的时刻。

　　那场种族灭绝以“匿名”的方式进行，６００万犹太人的生命被悄无声息地消灭。炮兵部队预备役军官伊沙伊·塞凯伊说，在奥斯威辛，念出死难者的名字是追认逝者的方式。“６００万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即便是１０００个人，也足以让你混淆彼此。名字的力量在于，它是唯一我们可以触摸、理解、想象的东西，也是将我们与过去联系在一起的唯一纽带……当你想到一个名字，并把它和具体的人联系在一起时，很多事情你会更容易理解。”

　　讲述历史小细节

　　大屠杀幸存者之一叶什尔·亚历山大是第３５次随同以色列代表团前来奥斯威辛参观，他的任务是在现场向代表团成员讲述自己当年在集中营里的生活。回忆往事是一种煎熬，但他相信，向未经历过那场灾难的人们还原历史真相，是他的责任。

　　他对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说，１５世纪末，西班牙人曾大规模驱逐犹太人，这是犹太人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可现在，绝大多数人对此一无所知。他担心，两代人过后，奥斯威辛也将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亚历山大１９４４年被送进奥斯威辛，那时他才十几岁。他指着木房子边一个水池说，那原本是个消防水池，后来为了满足德国党卫军的消遣，被关押的犹太人为水池修砌了水泥台阶，将其改造成一个游泳池。百米之外，就是毒气室和焚烧炉，每天有无数生命伴随着游泳池里的嬉笑声灰飞烟灭。

　　这只是黑暗历史中一个小小的细节，可如果没有亚历山大的讲述，今人无从知晓。

　　阿谢尔·奥德是另一名现场宣讲者，他对集中营最深刻的记忆是彻骨的寒冷。１９４４年至１９４５年的那个冬天，苏联红军不断逼近，德军带着集中营里的幸存者向西撤退。奥德只穿一件单薄的衬衣和一条破烂的单裤，在冰雪中艰难跋涉。他不敢停下来，生怕皮肤被冻结在雪地上。后来，当他回到家乡，即便在燥热的８月，他也总是穿得严严实实，仿佛当年的严寒深入骨髓，再也不曾离去。

　　奥德永远记得和母亲在一起的最后一天。在“生死鉴定”的队列中，他被选中去做苦工，而母亲、弟弟被送往切姆诺集中营，那里是纳粹最早对老弱犹太人实施灭绝实验的地方。那一年，他才１１岁。每次讲述这个故事，他的语调虽然保持平静，眼睛却望向遥远的地方，现场的气氛格外凝重，许多听众潸然泪下。

　　亚埃尔·塞拉－阿贝尔上尉说，现场聆听幸存者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意义非凡：“虽然有人想方设法消灭我们的民族，可它依然存在。这是个人的胜利，也是国家的胜利。我们要说：‘你们想消灭我们，可我们就在这里。我们强大、能干、发达，这正是那些被你们杀死的人们对我们的期望。’”

　　随着岁月的流逝，作为成年人亲历过德国１９３８年入侵波兰的生者已所剩无几，即便那些战争结束时只有十来岁的人，如今也已临近八旬。今后，人们也许仍能从书本上、从文献中读到这段历史，但亲耳聆听生者的讲述，感觉大不相同。作为幸存者，他们的责任在于讲述；作为后人，他们的责任在于倾听。

　　见证人不再沉默

　　在今天的以色列，大屠杀幸存者作为那段黑暗历史的见证人受到尊重，但在二战结束初期，他们的待遇并非如此。奥德一度饱受精神折磨，决定去看心理医生，但以色列政府认为自己没有义务承担这笔费用，他不得不自掏腰包。

　　对于纳粹企图消灭犹太人这一点，新生的以色列国最初并没有统一认识。历史学家汤姆·塞格夫在其著作《第七个一百万》中说，战后建国初期，上世纪３０年代因政治信仰聚集于此的人们和１９４５年后来到此地的大屠杀幸存者之间，在文化和政治方面存在着巨大隔阂。

　　“战后最初几年，以色列国内很少谈及大屠杀的话题，事实上，它是一个禁忌。父母不向孩子提起，孩子也不敢问。我称这个时期为‘大沉默’。”塞格夫说。

　　他解释说，这种沉默部分原因是大屠杀太过残酷，那些没经历过的人认为它不可思议。一些早期来到中东的犹太复国主义先驱难以理解，为什么欧洲犹太人不反抗纳粹统治，而“像绵羊一样走向屠宰场”？事实是，希特勒的集权统治实在太强大了，使得抵抗运动无比艰难。

　　《第七个一百万》中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一名大屠杀幸存者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以色列，向人们讲述他在集中营里的遭遇。他说，一名德国军官曾一连痛打他８０下。可是，没有人相信他。这不奇怪，按照常理，一个人被痛殴８０下，想必早就死了。对这名幸存者来说，人们的质疑好似“第８１下打击”。

　　直到亚德瓦希姆大屠杀纪念馆在耶路撒冷城外落成，情况才有了转折。纪念馆揭示了种族灭绝的真相，帮助未经历过大屠杀的人们感同身受。同时，它一直在做一件看似简单却无比伤感的工作：记录死难者的名字。

　　纪念馆馆长阿夫纳·沙莱夫说，战后最初几年，只有极少数幸存者将他们的亲身经历著书出版，如今，全世界已出版的各种回忆录多达１.１万册，其中一多半问世于２１世纪。

　　人们对于大屠杀幸存者态度的转变始于１９６２年。以色列特工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现大屠杀策划者之一阿道夫·艾希曼的踪迹。他们将其绑架，送到耶路撒冷接受审判，最终作为战犯被判处绞刑。

　　这场审判成为以色列一场全国性的情感宣泄。虽然以色列的建国者们在１９４８年的独立宣言中提到大屠杀，但直到艾希曼被处决，幸存者们所遭遇的苦难才开始获得广泛认同，并成为国民生活的重心之一。

　　也是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意识到，以色列必须强大，没有人能保证他们的安全，唯有靠自己。这种认同延续至今。

　　后代担负起责任

　　并非所有幸存者都像亚历山大和奥德那样有机会并且有勇气重返奥斯威辛，重新揭开已经愈合的伤口。于是，他们的子孙来了。

　　代表团成员罗伊·艾尔卡贝茨准将的祖母于上世纪３０年代末从波兰的凯尔采逃到法国，她的家人则留在了波兰乡下，从此全无音讯。按常理推断，他们极有可能全部被送进最近的集中营奥斯威辛，并最终丧命于大屠杀。

　　艾尔卡贝茨的祖母已于上世纪９０年代过世，但她将死去亲人的故事留给了孙儿。艾尔卡贝茨表示，将来，他也会把这些故事讲给自己的孩子听，并带他们重返波兰。

　　他视自己为联系过去和未来的桥梁。“下一代应当留存大屠杀的记忆，了解其意义，并从中获得启示，这非常重要。我会传递这些信息，这是作为父亲的责任。”

　　２００９年，以色列民主研究院就国家重要议题展开民意调查，结果显示，９８％的受访者认为，记住大屠杀是重中之重。

　　代表团成员、以色列伞兵大队上校阿维夫·雷谢夫的祖母莉莉·菲舍尔也是一名大屠杀幸存者。在“生死鉴定”中，她幸运地留了下来，而她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都直接进了毒气室。她亲眼看见亲人被赶进营房，从此再没见过他们。

　　从以色列出发来奥斯威辛之前，雷谢夫打电话给祖母，问她是否想为死去的亲人写个字条，或者为他们点一支蜡烛。电话那头，沉默。大约一两分钟后，她说：“不要了。你就是我的字条，你就是我的蜡烛。你作为以色列国防军的一名军官前往奥斯威辛，前往那人间地狱，这意味着我胜利了。他们想杀死我，想杀死我们全家，但我的家人仍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