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姑苏海上双城记

　　姑苏城的三月，明丽而又婉约，一座座不同景色的园林被姹紫嫣红所点缀。桃花艳，杏花粉，梨花白，春雨润，流水清。吴昌硕兴酣落墨作山水，笔墨苍逸浑朴，气势酣畅郁勃，意境幽邃寂寥，系他参用石涛笔法作之。画完成后分悬挂于墙上自赏，从运笔构图到取意用法，他都颇为得意，因而在画上题跋曰：“人谓缶道人画笔动辄与石涛鏖战，此帧其庶几耶？”可见缶翁师法石涛的自信及在画界对其的评价与肯定，他与石涛的从艺精神与笔墨追求是相通的。

　　自嘉庆、道光“碑学”兴起之时，也正值近邻日本书坛变法之时，碑学正趋兴盛。日本的书法最初渊源于中国，日本书法史上的第一块里程碑——圣德太子所书的《法华义疏》，就直接取法自我国隋朝书法。而至唐代，来中国学习书法的遣唐使人数更是达到了高潮，日本书法史上的一代大师空海即是其中代表。1880年（日明治13年），中国金石家、书法家杨守敬作为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的随员来到了日本，杨亦是收藏大家，他随身携带了大量的北朝碑志及金石拓本、汉印古钱等，据说汉碑拓就达上万本，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日本的碑学书风。杨在日本四年，掀起了一股“杨旋风”，使北碑与篆隶书法风行扶桑。明治17年，当杨守敬这个身穿长袍马褂的瘦弱老人离开江户（东京）码头回国时，在送行的人群中，有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弟子挥泪与之告别，此人就是日下部鸣鹤。

　　在一个春光明媚、惠风和畅、花香馥郁的午后，一位身穿和服、胸前长髯飘拂的日本友人来到了缶庐，他就是专门来中国书法朝圣的日下部鸣鹤。在拜访吴昌硕前，他已到绍兴兰亭瞻仰了王羲之当年书写《兰亭序》的墨池与右军祠。然后来到姑苏，拜访了一代大儒俞曲园，金石大家吴大澂、书法名家杨岘等。日下部鸣鹤是一位有着极高的笔墨认知和书法境界的高士，尽管吴昌硕要小他六岁，社会地位也不高，但他对吴昌硕篆刻书法的功力及金石气韵的展示，相当认可而敬佩。他感到在缶翁的刀笔翰墨中，有一股郁勃的大家气度和高迈气韵。为此，他们品茗论艺，切磋书道，探讨笔法，观赏石碑。日下部鸣鹤还以其诗作《游吴杂作七言绝句》赠缶翁：“海上漫传书圣名，云烟落低愧天成。浮槎万里求遗矩，千古东吴有笔精。”应当讲这是日下部鸣鹤对晚清时期中国书法家群体的仰慕与崇尚。吴昌硕在观看了鸣鹤的书法后，亦称道：“右军书法徒争先。”

　　人与人之间，有时会出现一片缘分的天空。吴昌硕与鸣鹤结缘，而且在从艺理念、笔墨取法与书学精神上互为契合，由此结下了终生之谊。这也反映了一种深层的人文背景和时代成因。日下部鸣鹤是缶翁所结识的第一位日本友人，他对日后吴昌硕在东瀛所产生的影响、地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正是由于鸣鹤的介绍、推崇，使日本书道篆刻界非常仰慕吴昌硕的翰墨金石之功。如日本书法篆刻家何井仙郎就是受鸣鹤的影响而深慕缶翁之艺，并将作品寄到中国请吴指教。

　　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吴昌硕在上海，借住在南市老城厢的升吉里，这是一间小小的陋室。吴昌硕在此客居，是为了办公差及鬻艺，此处离上海老城隍庙很近，海派书画家们常在豫园雅集，且老城隍庙内也有数家画廊，可见这正是缶翁在上海交友从艺的理想之地。

　　在上海办差鬻艺的余暇时间，已年近知天命之年的吴昌硕甚为怀念师友同道。于是，他认真摘记回顾自己生平交友之事，得二十多篇，暂定名为《石交录》。以“石交”为题，含有双重意义：吴系金石篆刻家，以石交师友。是年夏季，任伯年又为缶翁作《蕉阴纳凉图》，蕉阴滋荫，绿叶染翠，缶翁解衣袒腹，持扇纳凉小憩，神态悠然怡静，具有一种红尘外的清逸，俗世中的淡泊。缶翁甚爱之。这已是任伯年这位海派书画翘楚第五次为缶翁作肖像画了。而吴昌硕亦以深厚的金石铁笔之功，为任伯年所珍藏的《宝鼎砖砚》刻铭：“画奴凿砚如凿井，画奴下笔如扛鼎，宝珠玉者谁敢请。”此砚铭刻得刀笔坚挺遒劲，气势刚健畅达，线条朴茂雍穆，是不可多得的砚铭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