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一处引世人注目的地方，那就是位于淮海中路上的原国家副主席宋庆龄的故居。 

　　我从1962年底，住在淮海中路1813号。这里原是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室的办公处，一幢三层楼的洋房，雕梁画栋，古树参天，鸟语花香，小溪淙淙，那时，我们单身汉住在楼下半地下室里。1813号的隔壁住着中将刘先胜，隔壁的隔壁就是宋庆龄的家。宋家的大树比我们的更高，鸟儿也比我们的更多。野生的鸟儿认树不认别的。宋家的喜鹊常来我们大院报喜，宋家的鸟儿也会常来我们大院唱歌。我每天早上都是“闻鸟起读”的。我曾写过“人起鸟啼前，夜卧人静后”，那是讲的中年。住在这里时二十多岁，一般都是人起鸟啼后。 

　　有次夹道欢迎外宾，华东局机关安排我们年轻人站在宋家与西面十八粮店之间的弄堂口。忽然插进来一个人，他不像我们那样向前看，而是向前后左右张望，甚至还向上仰视，有点奇怪。“莫非歹人？”同事叫我跟一起来的保卫科同事说一下。我迎头碰上陈丕显的老警卫赵遵禹，他再向科长姚志成说了说。然后，两人很严肃的随我而来，快到弄堂口时，两位笑了。老姚说：“你就让他站你后边吧！”老赵做了个手势，说了一个字：“宋”。我明白了：是警卫宋家大院的。此后，我们也懂得自觉保卫宋家大院了，尤其留心宋家大院的竹篱笆，莫让坏人钻进去。作为一个小知识分子的我，出于对现代史学的热爱，很想知道大院主人的生活情况。也许是我出门太少，从未见过宋家大门敞开，也没见过门外有人站岗。只是有一次，见一中年妇女提着一束很大的鲜花，她一揿电铃，立即一位军人开了大门中的小门，接过鲜花，未见付钱，也没多讲什么话。那时摆鲜花的很少，我估计宋家是常年预订的。国家副主席的岗哨是有的，不过是在门内，不在门外。这可能是因为她老人家喜爱平凡的缘故。但我好奇心切，就到住在武康大楼的亲戚孙叔衡家去，站在他家的阳台上，宋家大院尽收眼底，可我始终没有福气遥看大院主人。 

　　几年后，我认识了宋庆龄的老秘书隋学芳。这时我已成家，搬到吴兴路21弄的靠近淮海路的2号楼。他家呢？就住在正对吴兴路的淮海中路上。冬天梧桐落叶，两家能隔着马路打手势。我们还可以在家里趴在窗上看周总理等陪外国元首乘敞篷汽车由机场去锦江饭店。这时老隋手脚已有不便，他有个残疾人证书，在吴兴路4号门口的小菜场买菜可以不排队。“不排队”在那时是了不起的待遇。熟悉六七十年代的人知道，买菜单凭票也不一定买得到，还得凌晨起床，拿竹篮、小砖头排队。老隋见我常抱着孩子排队，便主动要代我买菜。买好菜，彼此总要再说上几句，议论国家大事，聊聊家庭琐事。 

　　有次，老隋聊了一个故事令我感动。全国解放不久，隋秘书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我是陈赓，我想去看望孙夫人。”老隋把电话报告了宋庆龄，宋庆龄说：“我不认识这位，不见了吧！”老隋把宋庆龄的话告诉了大名鼎鼎的陈赓。过了一会，陈赓又来电，说自己是被宋庆龄亲自从国民党监狱营救出狱的。宋庆龄想了起来，马上同意他来。事情是这样的：宋庆龄本来是去狱中营救廖承志的。廖在狱中知道旁边关着一位叫陈赓的，廖虽不认识陈，但知道陈是共产党，便请宋庆龄先救陈赓，后救自己。宋庆龄便先营救了这位她不了解的共产党人陈赓。营救只为“重道”、信仰，毫无私情，值得敬佩！ 

　　宋庆龄故居是善良的象征，文明的标志，是上海形象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