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胡子究竟是怎样的？这样的问题，居然也曾让沈从文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里和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打过一次“笔战”，更是细细考究了一番。

　　1961年，王力先生在他的《逻辑和语言》文章里，为证明英语词汇的丰富、表现力强，特意举了胡子的英文为例，说外国人把胡子分成了“beard（下胡子）”和“moustache（上胡子）”。他顺手还举了一个中国古代的例子：“胡子要不要区别更细的概念，这完全是由于社会交际的需要。古代汉族男子留胡子并不是谁喜欢才留，而是身为男子必须留胡子。”

　　严谨的沈先生一看严肃了：“胡子，小事也，但是也需要调查研究，才能够明白它的问题，说它时下笔才有分寸，画它时才不至随便乱来。”于是，沈先生细细考证了从商代雕玉人头、铜鼎、戈钺等器物上人头，到春秋战国人形泥范，再到西汉时壁画、汉末神像镜等大量文物实证。

　　近来，也是“见”了几个“大胡子”。一个是四川博物馆里的张大千，敦煌苦行三载，临摹了近300余幅壁画。另一个就是这几天搅得国内沸腾的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诺奖这个严肃奖项其实和普通百姓关系并不紧密，可人们关心它就像关心自己的孩子有没有拿到三好学生一样急切，各种“沾亲带故”的祖籍考证也是好不热闹，好似“国民性”地沉浸在“精神胜利法”里。可相较邻国再度把奖项赚得盆满钵满，我们除了舌尖上的“热闹”，现实还是有点冷清。

　　为什么诺贝尔的这种“大胡子”看上咱国人的次数那么少？其实，该反思的早就在反思，制度、文化、历史、现实这些因素已被嚼得稀巴烂。或许还真少一点沈先生考证胡子的劲，少一点张大师画壁画的执着。昨天开奖的诺贝尔化学奖里，高富帅艾瑞克·贝茨格也不是放弃了收入丰渥的家族企业工作，扎在简陋的实验室里十多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