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梁祝》协奏曲的创作，何占豪总有感恩戴德两句话：“没有孟波就没有《梁祝》”，“没有刘品也没有《梁祝》”。

　　刘品是何许人？

　　1958年夏季周末的一个夜晚，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音乐会上，管弦系一位一年级新生，用小提琴奏响《喜相逢》。全场侧目，一片哗然。有人认为，用小提琴拉民乐作品“洋不洋，腔不腔，不伦不类”，还有人干脆将其判为“无知引起的艺术错位”。不屑一顾的眼色，轻蔑的冷笑，讥讽的碎语，似利剑穿心。这位“众矢之的”是何占豪，回到宿舍好不沮丧。

　　“笃笃笃”，宿舍门被敲开了，走进一位身材矮小的平头年轻人，喜形于色笑对何占豪：“好啊！你今晚的演奏非常好！”

　　何占豪一脸疑惑，没想到系里的党支部书记刘品也在音乐会现场。

　　“用西洋乐器来表现中华民族自己的作品，这是一条路子，要走下去！”刘品从何占豪稍纵即逝的艺术欲望里，看到一种希望。何占豪也由此，意外与刘品“喜相逢”。

　　严格地说，何占豪这次“移植”演奏是失败的。《喜相逢》乐曲里有不少跳跃的音节，不适合小提琴演奏。“你是否可以找一些抒情性比较强的民乐作品来改编？”刘品建议。

　　“我？”何占豪刚进校门，没有多少和声知识，更不会写乐队伴奏。

　　“没关系，我动员小丁配合你，她出身音乐世家，写个小乐队大概没问题。”

　　“小丁”是何占豪同班同学丁芷诺，她父亲是留法作曲家丁善德，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刘品决定把同学们组织起来“优势互补”，形成集体力量。1958年8月9日，在学校大礼堂的走廊上，管弦系宣布正式成立“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何占豪任组长，成员有丁芷诺、沈西蒂、张欣、俞丽拿等。后来为加强创作力量，又邀请作曲系高材生陈钢加盟。

　　实验小组上报“大炼钢铁、女民兵、小《梁祝》”三个创作选题后，院党委书记孟波弃“一、二”，取“三”。第二天，刘品赶到温州同学们下乡劳动的村庄，传达决定。何占豪却打“退堂鼓”了：“我肚里就这么一点货色，没有本事发展成一部交响乐。”油灯下，刘品与他促膝交流：“把你肚里东西再唱给我听听。”

　　何占豪唱了一段越剧曲调。“很好听啊。”刘品说。

　　“可是这是越剧，不是乐曲。刘先生，我没有作过曲，不行的。”何占豪有点无奈。

　　“你不要以为贝多芬、巴赫这些大师的音乐都是天上掉下来的，从娘肚子里带来的，都是从民间音乐里来的，你怎么不行？”

　　何占豪的心被刘品拨亮了。

　　被何占豪与同学们视为师长、领导的刘品，其实仅比何占豪年长3岁。他从小生活在辽宁贫困农村，中学时期自学长笛，凭此进入第四野战军文工团。1953年，被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工团派送上海音乐学院深造。其间，荣获国防部授予的解放奖章。毕业后进入北京总政歌剧团。1958年3月，回上海音乐学院任管弦系党支部书记兼带教长笛。一个中国农民的儿子与德国音乐巨人巴赫“唇齿相依”，由前苏联指挥家迪利捷耶夫指挥录制的《b小调组曲》胶木唱片，长笛演奏者便是刘品。与孟波一样，刘品也是专家。

　　从何占豪的艺术灵光一闪，到一个热血沸腾的年轻团队集体奋发终获成功，《梁祝》的创作渗透了刘品全程激发、组织、引导的太多心血。诚如上海音乐学院原院长杨立青先生所说，“刘品同志在这《梁祝》享誉中外的音乐作品诞生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中国音乐史上，将会永远铭记这一史实。”2008年11月3日，刘品的功绩在他的追悼会上盖棺论定。

　　这样的评价来得太晚，在《梁祝》诞生49年之后。生前他从不张扬，就像他矮小的身材总被淹没在人群中。然而，他逝世以后，他的同事与学生三十几位音乐家含泪撰文歌功颂德。我被感动了，欣然接受刘品爱妻秦锦华邀请，着手编书。《梁祝》的前因后果无疑是音乐家们深情追忆的话题，在设计版面时到处征集，竟然找不到一张刘品当年与实验小组同学们在一起的照片。《梁祝》“起飞”以后，媒体采访不断，刘品总是悄悄离开。电影厂拍摄专题新闻简报时，他把实验小组的同学们推到镜头前面，自己躲到一边去为摄制组准备茶水。生前几十年，从不提自己与《梁祝》的往事，以至于直到追悼会以后，全校师生才恍然大悟。隐学毕生，功成身退，呕心沥血，淡泊明志。刘品留下的人品是一份当今社会价值引领的珍贵人生教材。

　　这本散文集已由中西书局出版，在下主编，书名为：《化蝶——一位中国音乐教育家的人生评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