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舜俞的名字深藏在枫泾古镇的一所宋代宅院中。宅院很大，俨然仕宦气派，三进三落，黛瓦白墙，静止在一片斑驳之间；宅院的尽头是后花园，一亩见方，其中的四季花木、幽幽曲觞皆为今人手笔，绿出了一层层人造古董的油亮。

　　大宅院有一个颇为土豪的名头陈家大院，又号“三百园”。皆因园内布陈着百篮馆、百灯馆、百行馆，以所谓“三百”招徕游客。以至于来过这里的人多将另一个狷介而孤傲的符号丢在了脑后。也难怪，千岁流年倏然而逝，有什么样奇崛的符号抗得住这等磨砺？纵使铁铸石刻，也骨朽皮蚀了吧。唯独记忆，以文字构造的不朽，还在撺掇你反刍回味，知照宋朝士大夫之间的那点龃龉，宛如钧瓷冰裂般破碎的美感。

　　陈舜俞，北宋庆历六年（1046年）进士，“学术才能，兼百人之器”（苏轼语），原籍浙江湖州，入仕后几度罢官，归隐之地却都选在了古称秀州白牛村的枫泾。

　　1070年，陈舜俞以屯田员外郎的身份出任知山阴县。屯田员外郎是工部屯田司副长官，秩从六品上；知山阴县，即知县、县长。斯时，王安石位居参知政事，掌副丞相之职，“毗大政，参庶务”，在宋神宗赵顼支持下推行“青苗法”。规定每年夏秋两季青黄不接之时，民户可到当地官府借贷钱粮，年息二分，以补助耕作。公允道来，这是一个利率比市面上的高利贷低了许多的惠民之举，如果执行不走样，理应相当不错。然而如此一来，各地官府和属僚的利益均大受其损，一些地方官员为了减损牟利，绞尽脑汁往新政中掺杂私货，反将一个利民的政策变成了榨取更多民脂民膏的绝佳机会。有些地方官贷的利率之高，竟达原来设定的35倍。吏治的腐败，可以将任何宏图蚕食为败叶。 

　　陈舜俞身处下层，对青苗法的漏洞和吏治之弊洞若观火，不愿俯就。其实，陈王之间原来关系不错，盍兴乎来，不仅诗文往返，更兼“公暇还来泛酒船”。而王安石，也曾于嘉祐四年陈舜俞高中制科第一时，赠言惺惺相惜：“君今壮岁收科第，我欲他时看事功。”大多数情况下，官员对上级的指示如有不同想法，都是阴抗，少有公开反对的。更何况还是朋友。但生性狷介的陈舜俞不来这一套，更不愿贪墨其手。这恐怕也是《续资治通鉴长编》称其“矫激”的缘由所在。明知公开抗命没有好果子吃，他还是我行我素，不仅“上疏”反对，同时“自劾”谢罪，宁可将纱帽抵作成本，痛斥青苗法“挟豪势欲为倾夺”， “非王道之举也”。和陈舜俞持论相近者，还有苏轼、司马光等一干北宋精英。

　　王安石一怒之下将陈舜俞贬为监南康军盐酒税。

　　政见与私谊之间，双方都选择了前者。

　　公开亮明观点，哪怕丢官，也绝不虚以委蛇。这种官场生态，实在是卫生清洁得很呐。姑且不论陈王对冲的观点是非，仅此操守，便似一束微光，足堪照亮仓皇的现实世界。

　　王丞相也够得上宽宏大量。既然你不愿干，那就靠边，诸如坐牢、杀头，以至于腐刑之类，在陈舜俞身上并没有发生。中国历史上，这已算人（仁）道之极了。

　　谪贬后的陈舜俞选择了隐居。“全近江湖添怅望，乍离城市易清虚”，陈舜俞聊以解闷的办法，就是白牛村里骑白牛，白牛荡中凫牛蹄，自号“白牛居士”。纵其一生，如是往复者三，乃“绝意仕进”，著书立言。枫泾这所陈家大院，便是他为打发赋闲的煎熬而留下的另类作品，直到如宋史所载“遂贬死”而止。凶讯传出，苏轼、司马光等“哭祭其殡”，“皆深悲之”。

　　县志载，时人因感于陈舜俞的清风亮节，改白牛村名为“清风泾”，至元代正式建镇，枫泾之名始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