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一束温煦明朗的阳光投射在办公桌上，好像示意我去打开那粉红色的信封。信封里是张红艳艳的喜字请柬。邀请人是我许久未见却记忆犹新的贵州青年小陶。

　　结识小陶是个初冬的午后。我正在接待室查阅群众来访登记情况时，一位敦实却面容憔悴的小青年走了进来。我看他像是来访就挪开旁边的椅子叫他入座，可他打量了我一眼，两手在敞开的衣襟前捏弄着拉锁，好像有话要说却又难以开口似的。于是我拿起桌上的一次性水杯倒上水对他说：“先坐下，慢慢说。”他接过水杯坐下又起身用一双期盼的眼睛对我说：“我姓陶，出来打工快三年了。碰上了讨工钱的事情，已向有关部门投诉，可至今仍无说法。想咨询下，看你们有没有办法。”

　　原来，三年前小陶和十多个老乡从老家贵州山区来沪打工。按照二年的用工合同，每年十二月底老板要一次性支付当年工资。不料，老板经营亏损，又加上盲目投资被骗，使企业资不抵债而拖欠农民工工资。其间，小陶的老乡小林因父亲住院急需现金手术而多次上门索讨工资，可老板不是敷衍应付，就是避而不见。不久，百般无奈的小林和另一位急需用钱的老乡经事先打听和观察，于某日傍晚守候在某小区门口将放学回家的老板的儿子强行带到一偏僻处再用电话威胁老板以钱换人。结果，小林和那位老乡不仅没有拿到一分工钱，反而因“绑架人质”被警方拘留。小陶觉得此事不能不管，便四处借钱为小林请了一位律师。随后又领着其他老乡一起向有关部门投诉请求解决工钱。虽然其诉求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支持，但经调查，老板确实资不抵债，就连其房产也抵押给了银行。眼看年关将临，工钱仍无着落，也回不了家，两个老乡还要面临吃官司。于是只好四处奔波，寻求办法。

　　听了小陶的倾诉，我告诉他索要工钱理所当然，但两位老乡采取“人质”的方式也属违法。怕他不明白，我又翻开法规逐条给他解释。他也十分专心，时而微微点头，时而喃喃自语：“可惜，我们不懂法呀。”看他一脸愁云，我又明确告诉他尽管我们没有直接“讨薪”的职能，但可将情况转给有关部门并督促办理。一席话，小陶似乎又看到了希望，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连连道谢。临别，他要了我的电话，腼腆地说今后要和我联系。令人欣慰的是我将小陶的情况转至某部门后，承办同志迅即与小陶最初投诉的部门进行了沟通和情况核实，并通过调查了解到欠薪的老板原本也是债权人。目前正在协调，若能解决一笔“三角债”不仅能支付农民工工资，而且还能保住老板的企业不致破产。

　　不久，小陶来电说老板用讨回的货款已支付了工钱，大家正准备回家过年呢。他还兴奋地说买了很多法律书籍，准备参加司法考试辅导班，今后想当个律师。听得出，电话一头的他充满着激情和自信。两年后的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穿着整洁满脸喜悦的小陶来告诉我说他通过了司法考试，已被一家集团公司的法律事务部聘用，专门负责职工权益保护等事务。更令我惊喜的是他说他恋上了一位漂亮清纯的上海姑娘，到时想让我当证婚人。我欣然允诺。

　　今天，我摩挲着这喜气荡漾的婚庆请柬，禁不住感叹：昔日的民工小陶历经坎坷和努力终于实现了梦想，他很幸运，因为他正赶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