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各类文化和艺术的发展，是由其特定的历史条件所规范所决定的。

　　清代早期书法，大都延续前代之风追随帖学一路。乾嘉以还，随着碑碣出土渐多和金石考据学日盛，继而甲骨文和汉晋简牍的重见天日，都为彼时书坛创作带来了另种借鉴可能，也为书艺的另辟蹊径带来了广阔的前景。至清末，由于打破了清代书法碑、帖分支的状况，致使碑帖交融的创作形态在民国时期愈加发展，其时名家辈出各领风骚，风格纷呈可谓集一时之盛。作为传统艺术之大类的书法一道，在创作上承继清代碑学一脉遗绪，开启了近代书法的历史先河。

　　在篆刻领域，民国篆刻与崇尚体势的民国书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彼时，也因为碑派书法的蓬勃发展，带来了古代文字的多样性表现。此一类文化现象，除了能充分地体现于书法创作之外，同时对篆刻艺术的借鉴意义，自然也不言而喻。

　　在篆刻创作上，“印从书出”一语，是清代书法篆刻大家邓石如所提出的。此语的主要意思，是说刻印文字要讲究出处，取字要有来历。除此以外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强调刻印要体现书法的笔意。此语成了日后印章创作的金科玉律，也是众多印人们实践篆刻艺术的不二法门。

　　说起来，民国时期的篆刻创作风格，主要是由清代浙派、皖派、邓派及其分支汇集而成的，故而形成了体貌丰富和特点鲜明的艺术特征。彼时各家各派，皆可寻得其渊源所自。在此，不妨笼统以号称“晚清四大家”的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及胡钁为例。胡钁创作，虽说偶见徐三庚、赵之谦的影子，但主要从浙派而来。吴让之、赵之谦篆刻虽各立一帜，然也都经历了浙派及皖、邓之径。吴昌硕印作初亦曾效法浙派体系，继而步履吴（让之）、赵（之谦）而自成一家。

　　至民国时期，能够接续以上“四家”号称写意派的印人，可谓不胜枚举。仅沿“二吴”一脉顺流而下的，知名者便有吴县徐新周、常熟赵古泥、修水陈师曾、绍兴寿石工，以及启东王个簃、上海邓散木、鄞县沙孟海、安吉诸乐三、萧山来楚生等。此外，由浙派和吉金派印风而生的所谓工稳雅当一路的如钱塘钟以敬和叶为铭、绍兴吴隐、鄞县赵时棡、杭州王福厂，以及黟山黄牧父、鹤山易大厂、吴兴李尹桑、华阳乔大壮、东莞邓尔疋、番禺简经纶等。至于各家之下的师承状况，在此便不一一细述了。

　　一般说来，在我国印坛，从清代晚期一直到近现代的师承关系体系和流派风格类别，通常是指专业艺术领域而言的。反之，所谓文人篆刻，大体是指那些不以篆刻为业、更不以此艺为活，而仅仅以刻印为娱乐消遣余事，或是友朋间的礼遇馈赠而言。但毫无疑问，这一类可归纳于民国篆刻领域的印人，除了具有一定的才艺和创作水准，往往也是其他文化领域有着相当造诣的专门家。他们的印作虽难称系统严谨，却也绝不至于信手为古荒诞不经。有的艺有所依、迹有所宗的作品，甚至让行家里手刮目相看。当然，“民国篆刻”的含义，除了叙述彼时文人的印章创作之外，同时也会涉及他们的藏印癖好和用印状况。

　　继平吾弟是一位资深报人，工作之余从事写作。他既是作家又是书家，多年以来致力于民国文化的专题研究，如他屡屡再版、在业界已经产生广泛影响的《纸上性情——民国文人书法》等著，都是可看性很强并受到欢迎的专业知识读本。他的这本《梅花知己——民国文人印章》专著，总共是三十一篇文章，听继平讲，他是边求访多方人士边积攒相关素材，断断续续地用了几年的时间局促写成的。眼下待基本成稿之后，对于他的这些每篇皆有数千字含量的文章，由于时间关系，我只是匆匆挑选了几篇浏览了一番而已。然而，即使是如此粗略地阅读，我也能想象出在这些由主题、立意而发的文章构成之初，仅资料准备以及信息查考之类所见得的浩瀚繁难。这无疑是一份事先须得做足功课而无捷径可走的劳作，这份类如长途跋涉的辛苦，对于每一位有着写作经历的人来说，尤其感受良深。

　　这些年，因着致力于撰写海派文化专题的缘故，继平渐已闻名沪渎，在业界更是广为人知。然而面对赞誉，他依然一如既往地踏踏实实兢兢业业。我认为，这便是管继平能够走向成功的根本理由所在。（节录自《梅花知己——民国文人印章》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