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特利尔偏爱实力派大叔。十年前，范伟凭借《看车人的七月》成为该电影节的第一位华人影帝；十年后，当最佳男演员的幸运桂冠再次降临到中国人头上，眷顾的仍然是大叔级演员——在工业题材影片《打工老板》里饰演血汗工厂老板林大林的上海籍实力派演员姚安濂。

　　姚安濂载誉归来，10月下旬，上海影协趁热打铁地在上海影城举行“一个独立演员的启示——姚安濂表演艺术创作座谈会”，会前放映了获奖影片《打工老板》。电影结束后，留下来参加座谈会的人比以往都多，奚美娟来了，茅善玉来了，姚安濂的老师、同事、朋友们都来了……显然，这位“影帝”有着极好的人缘，大家愿意看到他成功，由衷地为他喝彩。座谈会上，发言者踊跃，大家不仅从艺术上分析了姚安濂体验派演技的独到之处，而且很多人都提到他人品一流，德艺双馨。 

　　或许，他的成功，确实需要那两种力量的叠加。 

　　11月初，本刊记者在姚安濂位于虹桥的家中，对他进行了专访。 

　　采访并不在客厅进行，虽然一圈舒适的大沙发通常更适合聊天谈话。记者与姚安濂的谈话是在餐厅的一张大圆桌两端，质地坚硬的木质桌椅，使双方都无法随意进入闲适状态，整个谈话仿佛也多了几分直来直去的明快。当然，在这里对话的另一个原因是，餐厅有大窗，比较通风，在一整个下午接受记者长时间采访时，他的烟瘾可以得到适当满足。 

　　独立演员：甘当有含金量的“临时工”

　　虽然姚安濂如今取得的成就，与独立演员的身份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但作为一个早在1990年就从国营工厂辞职出来闯天下的“文艺工作者”，他绝对是一个老资格的独立演员，那些独立演员所要面对的甘苦辛酸，他全都尝过。所以，当他获得国际A类电影节影帝殊荣的时候，他的特殊身份令这座奖杯增添了一道尤为难得的亮色。 

　　习近平主席在前不久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特别提到了独立撰稿人、独立演员等体制外文艺工作者，他们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团结，更好地发挥他们的能量，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做出贡献。 

　　在姚安濂的观念里，独立演员有其特殊性，因为影视艺术是一门合作的艺术，大多数影视作品都需要通过各部门各工种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所以影视从业人员有点像群居动物，做事干活常常成群结队。不像画家、作家，可以单打独斗地出作品、走天下。所以他们的“独立”好像天经地义，而影视工作者的“独立”，就有点另类、不入流的意思，因而令人关注。 

　　“好在近十年来影视剧制作领域不断快速地市场化。”眼前的姚安濂对独立演员的身份显得泰然自若宠辱不惊。影视剧制作的基本组织方式，已经变得灵活多样，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一个剧组就是一个个“临时单位”，这个“单位”要不要你，常常并不取决于你背后有没有单位。 

　　当然，当某影厂、某公司、某剧团投拍影视剧时，它可能会优先选用“旗下”签约演员，但如果你是一个具有较高含金量和性价比的“临时工”，制片人、导演还是会青睐你，选择你。他们首先考虑你的人气、你的票房价值，然后考虑你的戏路、外形、气质与角色的匹配度，最后还要衡量一下性价比。谁都想低投入高产出，“个体户”的好处就是成本低，不给中间环节“剥皮”。 

　　反过来，有些“有编制”的演员反而为编制所害：贪图安逸，不思进取，最终从影视圈消失。况且，现在不少国营大型影视企业，也早已不养演员，演员仅有个编制，单位仅交个四金，以前在外面接活就向单位交劳务费，现在连这个也取消了。所以实际上他们也形同“独立”演员，跟姚安濂们一样，早就习惯在影视市场的大树林里觅食，因为单位早就不“喂片子”给他们吃了。 

　　当然，在成长为姚安濂这样的影帝之前，独立演员必然会面对一些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当你名不见经传，手里没作品，背后没单位的时候，别人对你的定义就是“非职业演员”，对你的能力一定会打问号。但恶劣的生存环境，也能强大你的生存能力。只要熬过被怀疑、被冷落，甚至被欺负的那段最初岁月，积累起自己的艺术形象，一定能等到厚积薄发的机会。 

　　赌气下海，谁知是福

　　姚安濂在辞职当独立演员之前，是个有编制的工人。 

　　1990年他从上海活塞厂辞职，成为“海漂”。没了单位，没了收入，姚安濂赖以生存和养家糊口的技能只有演戏。也正因为把自己逼到“没有退路”的境地，他对接到的每部戏都投入百分百的热情和精力，生怕给剧组留下一丁点不努力的印象，影响日后的“生路”。姚安濂说，讲得不好听点，那时真叫做“夹着尾巴做人”。久而久之，居然也成为一种习惯，至今姚安濂在剧组里都是对人谦虚谨慎，对戏一丝不苟。 

　　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才不久，究竟是什么使姚安濂下那么大的决心，好好的体制内工人不当，偏要跑到体制外当一个朝不保夕的“临时工”？ 

　　实际上，姚安濂从厂里辞职，是带着赌气的情绪。没想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年轻气盛时的一个并不成熟的决定，最终反倒成全了姚安濂的成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