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中共领袖 看到中国曙光
俞颂华谈及延安县城外墙上的两旁标语，已点出“西安事变”后这里政治气氛的新变化——强烈呼吁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达了全国民众的心声，也是俞颂华的最大愿望。他所见到的延安许多景物都瞬间定格在照相机的镜头里，有部分照片刊登在他主编的《申报周刊》上，那张刷上标语的延安城墙则作为周刊封面照，特别醒目，一改他过去“稳重”的作风，这是他深受延安政治气氛影响——爱国抗日的浓烈情感压倒一切。
俞颂华、孙恩霖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就前往凤凰山毛泽东的住处。平时毛泽东白天睡觉，晚上工作。窑洞中间一张粗笨的木桌上点着一支大红蜡烛，烛光在低矮的窑洞顶上晃动。毛泽东的个子很高，前额高宽，大声说道：“欢迎，欢迎！”与俞颂华、孙恩霖亲切地握手。
虽然俞颂华见多识广，但还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中共领袖，面前这位传奇人物与国统区的各种报道完全不一样，更没有国民党那一套官场生活的形式主义和客套。孙恩霖回忆说：“晚上7时许，俞先生和我拜访了毛泽东同志，红烛高烧，作了长夜之谈。真是聆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
一个月前（3月1日），毛泽东接受美国女记者史沫莱特采访时，回答了中日战争与“西安事变”等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并认为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国共）应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至今还不能令人满意，但是业已开始了转变。3月16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刊登了这次谈话的要点。
3月29日，毛泽东致信范长江，感谢他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西安事变”真相的报道,转述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随信附上同史沫莱特谈话纪录稿等，请他在可能时予以发布。现在，毛泽东也希望通过俞颂华、孙恩霖的采访，向外界公开共产党的政治立场，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但是，俞颂华难以公开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被迫以“中略”告知广大读者，不尽言语尽在其中。
抵达延安的第二天，俞颂华、孙恩霖采访了红军总司令朱德，俞颂华写道：17日（星期六）我们见到一位姓朱的，他是一个军人，我们曾问他一个问题：中国不幸而竟不能不为自卫而作战，照你看来，有无孤立和失败的危险？他说：“讲到战争，有五个要素，最须注意：（一）政治，（二）经济，（三）人员，（四）武器，（五）交通。中国虽有许多地方不如他国，但人口众多，是一个最大的长处，为他国所不及。我们最应利用这一点与敌人作持久战，则最后胜利是可以期待的。此外，政治的要素也非常重要，全国统一，和人民自由发挥他们的力量，是目前政治上必要的工作……”
那天朱德穿着灰布军装，打着补丁，身材结实，个子不高，“他的头颅值两万五千大洋”，是一个多次被报道过被打死的传奇人物。他的窑洞桌上堆满了政治军事书籍、记事本、铅笔和一堆潦草涂改的心得笔记，墙上挂着一幅很大的军用地图，上面标着许多小红圈。朱德乐观、坚毅的性格，初步显露在俞颂华的笔下。采访后，他们一起去大礼堂观看演出。俞颂华写道：“那里剧场十分简陋，舞台亦十分破败，只因表演的人——成人和儿童——很有精神，表演的戏剧和节目都很有爱国的意识，所以我看完以后，觉得很满意……”
在大礼堂里，俞颂华、孙恩霖意外地遇见美国女记者史沫莱特。她在年初已来延安，正在收集资料，准备撰写朱德传记《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她赞同其他外国记者的看法：这里的共产党人不是一般的中国人，他们是新中国的人。孙恩霖称赞史沫莱特“性格爽朗，谈笑风生。她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很深”。俞颂华写道：
此外，我们还遇到一位姓徐、一位姓傅的人。一位姓徐的是湖南人，在那里负责办理教育。他一人既编教科书、民众读本，又编教授法、教育消息，什么都自己做。他今年已六十一岁，人家都称他为老英雄。他到了陕北曾试用拼音的“新文字”（即拼音的西文字），以后推广平民教育。据他说现在虽有了拼音文字，却不能以之代替汉字，也不能废弃汉字。新文字还是在一个很幼稚的阶段。据他用来推行平民教育的经验，拼音文字目下的最大效用，是在便于一般人民的识汉字与发表他们的思想。
还有一位姓傅的是福建人，在那里专管医务。他从江西到陕北，到目前为止，已服务了整整十年之久，他训练了许多医务人员。据他说，在药料缺乏的时候，只要病人信仰医师，绝对听医师的话，有些病也是会不药而愈的。有时候，药棉缺乏，他用消毒过的纸来代替，一样的有效。
俞颂华、孙恩霖采访徐特立、傅连暲，也是为了从不同角度揭开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神秘面纱，让广大读者知道那里的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新闻”。徐特立是毛泽东的老师，是一位很有经验的教育工作者。他搞的拼音“新文字”，可以追溯到与瞿秋白、吴玉章等人最初的尝试。南京国民政府也曾颁布赵元任等人搞的罗马拼音文字方案，这与徐特立等人的尝试有异曲同工之处。在俞颂华心目中,一个贫瘠的西北地区竟也出现拼音“新文字”的新鲜事物，至少表明共产党人并非只会拿枪打仗，他们也有自己的文化新理念。傅连暲“从江西到陕北”——经历了艰难长征的老红军，又是一位医术高超的“红色华佗”。俞颂华认为那里条件艰苦，“药棉缺乏”，傅连暲等医务人员只好进行“精神疗法”的特殊手段，希望引起广大各界人士关注，以不同方式进行援助。俞颂华在文章里还提到采访一位姓张的领导人，他介绍了陕北农村有关情况，认为眼下应解决三个问题：水利、造林和施肥。
经过短短两天的紧张采访，18日早晨，俞颂华、孙恩霖依然搭乘货车离开延安，回头再次看到城墙上的标语，俞颂华由衷地赞叹：“足以代表国难严重中的一线曙光，亦是全国国民一致的愿望。”
俞颂华、孙恩霖联手撰写了一篇万余字的通讯报道，马荫良原拟刊登在《申报周刊》上，但是几经交涉，未能获准。俞颂华决定自己出面，以个人署名，又写了一篇类似游记的《从上海到西安到陕北》，并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打了招呼。但是负责新闻检查的官员坚决不同意，还请出俞颂华昔日办刊物的助手潘公展（曾任上海市教育局长兼社会局长）前来“情商”。俞颂华狠狠地训斥了潘公展，面红耳赤的潘公展还是一味地低声下气，“心软”的俞颂华只得自己动手删去了一些重要内容。俞颂华还对妻子说：“我前几次去各省采访，见到的到处都是官富民穷，官员们以盛宴款待我们；唯有延安的领导人，都和军民同甘苦，毛泽东吃的也是黑面片。我看将来在国内取得最后胜利的，必是共产党。”俞颂华还透露，朱德等人热情挽留，劝他不要回沪。俞颂华、孙恩霖在延安拍摄了许多照片（在《申报周刊》上仅发表一小部分），其中有毛泽东与俞颂华的合影，但是这些珍贵照片未能保存下来，非常可惜。
（摘自《上海滩》2014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