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百代唱片公司出版了程砚秋的《锁麟囊》唱片，很快就成为各地电台的热门节目。可是，过了不到一年，程先生在前门车站被三个伪警务凌辱，以太极拳与他们交手，后避祸京郊，息影务农。曾读到一则回忆说，日伪当局为此封杀程先生的声音，禁止电台播放他的唱片。之后北平的电台便购买百代唱片公司另一版票友演唱的《锁麟囊》唱片，以解听众的饥渴。“封杀”的过程实难查考，这套票友唱片很久以来也难觅踪迹。

　　去年3月，上海老资格的戏剧记者任德峰（笔名任之初）先生去世。他在患病前，曾把自幼收罗的二百多张老唱片分赠几位同好。在他的唱片里，我们意外地发现了这套《锁麟囊》。演唱者很年轻，为她伴奏的乐队明显也是票友，现在听来演唱难免有些稚嫩。唱片是很少见的百代红芯钢针片，演唱者名下印着“王蕙蘅”三字。

　　这个名字在四十年代末的上海着实“热”过一阵。

　　王蕙蘅是沪上老生名票王准臣的女儿。王准臣曾经理上海中国大戏院（更新舞台），经手过很多名角的演出。王蕙蘅受家庭熏陶，自幼酷爱京戏。她在学校学过西洋乐理，识五线谱，能弹钢琴、拉胡琴，尤其倾慕程派艺术。1942年，王准臣到北京养病，她随父北上，住在颐和园荣寿斋，与程砚秋隐居务农的青龙桥仅“一墙之隔”。近水楼台，两家过从甚密。程砚秋隐居闲暇，饶有兴致地给这位年仅16岁的小票友说了《探母回令》等戏。

　　程砚秋向来不收女弟子。除了以校长身份教过中华戏校的侯玉兰、李玉芝等以外，其他如新艳秋、章遏云等程派女传人都是私淑。王蕙蘅可能是程砚秋唯一私人传授的女学生。王准臣回沪后，女儿则留在北京上中学，继续向程砚秋学戏。回沪后，王小姐更加痴迷程派艺术，怂恿父亲把程砚秋的琴师周长华请到家里，天天请教研究。她把程砚秋的40多出传统戏与本戏的唱腔全部谱成五线谱。程砚秋知道后，鼓励她说：“你好好学，别说票友，内行也会比不上你的！”王蕙蘅不满二十岁就时常登台唱戏。曾经和名票翁瑞午合演过《御碑亭》。老资格的名角姜妙香、张春彦等陪她演过《玉堂春》。与大多数崇拜者一样，王蕙蘅不仅台上学老师的艺术，台下也模仿老师的一举一动。她有时会对亲友来一句：“要不要听一听程派电话？”然后惟妙惟肖地学程先生讲电话的声口，引得大家捧腹不已。

　　然而，1948年4月的一次邂逅，毁了她的美好青春。

　　这天在一个宴会上，王蕙蘅与时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经济科长张亚民偶遇。已是有妇之夫的张亚民对王小姐一见钟情，大献殷勤。5月中旬两人又在黄家花园（即今桂林公园）相遇，张亚民几番邀请，给王蕙蘅拍了两张照片。张亚民把其中一张和另一张他与王蕙蘅的合影一直带在身边。不料，当年7月13日，张亚民突然被捕，罪名是“利用职权勒索商民，经营股票等投机活动”，成为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运动的第二个祭刀鬼，由蒋介石亲自下令判处死刑。张临刑前给妻子留了遗书，嘱咐将其随身携带的两张照片送还王蕙蘅，“使世上多一个了解我的人”。张妻接到遗书竟在报上刊登启事，声称不知王蕙蘅的住址，要王前来自取遗物，并长篇大论倾诉，声称张亚民实为“壮士”。此举引来舆论大哗，张、王两人的关系成了引人注目的八卦新闻。

　　王蕙蘅可能对张也动了感情。王准臣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回忆中称“蕙蘅因受坏人欺骗愤而自尽”，而王蕙蘅在张死后即忧郁不快，张妻的启事刊登使她更受刺激。她先后做了46首诗词，好几首都是声明自己清白的。其中有云：“壮士受屠尸未寒，小妹竟成新闻材。寄语世人莫猜忌，春风未度玉门关。”称张亚民为“壮士”，看来张“使世上多一个了解我的人”的遗愿算是实现了！

　　10月31日的前夜，王蕙蘅在熟人处晚饭，对人说“人家的流言，只能等我死后请人检验我是否处女了！”当夜吞下40多片安眠药自杀身亡。时年21岁。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程腔风靡沪上，习者如云。出类拔萃的程派票友有姚家阿姐（姚慕楚）、夏家小弟弟（夏邦琦）、李家妹妹（李世济）三人，当时都是二三十多岁。李世济后来下海加入中国京剧院，成为一代名角，姚、夏二位虽保持票友本色，但演唱艺术均在专业之上。试想，如果王蕙蘅不遭此劫难，以她的聪颖与条件，上海该有个“四大程票”之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