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大事毫不起眼地发生了

　　正说的时候，尉文渊突然觉得不对，直觉告诉他大厅里的气氛很怪。他转头看了一下正经过的交易席位，发现电脑显示屏上的价格曲线直线下跌，全场发出了一阵压抑的惊叹。他自忖：怎么回事？我刚才看到这个成交量数字还算平稳，怎么突然变得那么大了？难道是电脑出问题了？尉文渊的第一反应是不是有人输单出错？或者是系统出毛病了？因为不大可能有这样的事。他转身找市场（监察）副总监王强，让他立即通过电脑主机核查原因。

　　就在尉文渊和耿亮他们继续走出没几步，王强匆匆过来就着尉文渊耳朵说： “查出来了，是万国证券的几个席位用巨量大单把327合约的价格打跳水了。”尉文渊脑子里“嗡”的一下，各种状况分析和应对可能急速运转起来……他紧赶两步对耿亮和姚刚说： “对不起，我有一件市场突发情况要处理，看来不能继续陪你们了。”两位领导马上客气地表示理解，说：“我们晚上已约了一起吃晚饭，打扰这么长时间，我们也该走了。你先忙，留步，别送了……”

　　送走证监会领导，尉文渊赶忙问情况。就在这转眼之间的电光火石一刹那，已经过了4点半，2月23日的国债交易专场已经收市。整个交易大厅里所有的交易员都没有马上离场，全都无语地呆坐着，大家一片茫然、惊讶、疑惑……行情显示屏上，从4点22分13秒开始，327合约的价格从151.30元急挫至147.90元，拉出了一条直线跳水的曲线。无论是场内还是场外，不管是上海还是北京，所有参与上海证交所国债交易专场的人，面对这奇怪的跳崖式走势曲线，都目瞪口呆，仿佛末日来临般陷入一片奇异的寂静凝重的氛围中……

　　当尉文渊得知，这些抛单是从万国证券的三个席位分多次抛出成交时，他马上打电话给万国证券的总裁管金生，尉文渊问他是否知道这件事？管金生回答说，知道。尉文渊一听，肯定了自己的判断，这是人为的，是有意而为的。于是，他也没有在电话中和管金生多说，只是简单地要求他立即到证交所来说明情况。接着在交易大厅里，尉文渊当场从放置在交易桌上的一台EPSON1600K打印机中扯了一截双孔打印纸，在它的反面写了几行字：“327交易品种出现异常情况，经初步查证，有严重蓄意违规行为。如何处理，请各会员单位留意交易所公告。”随后把它交给手下，要求通过交易所遍及全国的专用卫星信息系统马上向市场宣布。谁都没有想到，无论是刚刚匆匆离去的证监会期货部的两位主任，还是尉文渊本人，在1995年2月23日下午4：30前后，都不可能意识到，一件影响证券市场历史的大事件，就这样毫不起眼地发生了……

　　时间倒转回8年前……

　　1987年上半年，每天下班时，在上海紧靠着苏州河南岸的南苏州路，总会见到一个外表斯文、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中年人，拎着一个硕大的公文包，悠闲地由东往西从外滩慢慢走向西藏路……他就是几年后在上海滩大出风头的证券界闻人管金生。那一段时间，管金生刚刚在欧洲读出两个硕士，想去剑桥读博士未成。回到原单位上海国际投资咨询公司后，他基本没事可做。

　　20多年后，管金生对笔者回忆起那段难得的空闲日子： “我本来是忙惯的人，朝九晚五停不下来。而那时我每天坐车上班，下班没什么事，也没有加班加点，就溜溜达达从外滩走回西藏路附近的家，这中间要经过苏州河几座桥。时间长了就发现在桥口有人在交换国库券，见得多了我就发生兴趣，就和他们攀谈，最后还用10元钱和他们换过一张国库券。我慢慢和他们交朋友，他们告诉我：我们这里还不算多，在静安寺那里人还要多。后来我也到静安寺那边去看了，杨百万就是在那里认识的。”他想，这和当年西方在梧桐树下交换东印度公司股票不是差不多的事情吗？

　　其实当时在上海四川北路、虬江路口就有一个黑市，有些人急于用钱，就拿国库券跑到那里按面值打6折抛出，票贩子悄悄收进转手以7折再抛出。这便是人们称之为“六进七出”的国库券价格。在一些小卖部或个体烟摊上，也挂出了收购国库券的牌子，被上海人称为“打桩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