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木成材至少需时十年，而培育人才何止需要百年。每年的3月12日是“植树节”，对我而言这个日子更多了一份意义，因为那是我的父亲方去疾先生的诞辰日。正如大师兄韩天衡先生为父亲所书的墓志铭：“读去疾吾师印，如睹先秦权量诏版，翡红翠绿、一派辉光，为二十世纪独辟蹊径者。其功当不让吴赵，宜于日月共不朽！”

　　近日，我手捧新近出版还带有墨香的《养猪印谱》，来到了父亲的长眠之地——福寿园漱流苑，祭拜我的父亲，他离开我们已十四年了。

　　站在父亲的铜像前，望着他那熟悉的笑容；看着陈列馆里父亲生前的一些著作，尤其是几本绿底白字封面的《常用字字帖》，一下子勾起了许多尘封的往事……

　　这套《常用字字帖》虽然是1979年8月第一版，但已是1992年1月的第20次印刷了，印数已达463万册之巨，而且之后不知又再版多少次、印数高达多少万册了！为什么会出现一版再版、印数庞大的情况呢？这不得不从当时的环境说起。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国家结束了长期的动乱状态，人们的思想从“左”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急需精神上的慰藉。而在那个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又有多少精神食粮可以得到满足呢？于是乎，上海书画出版社顺势而为，决定出版《常用字字帖》，确实是弥足珍贵的“雪中送炭”的明智之举。当时分别由翁闿运书楷书、单晓天书隶书、胡问遂书行书、徐伯清书草书、吴建贤书繁体，而篆书则由我的父亲方去疾来完成。我记得当时父亲为保质保量地完成两千个常用字的书写工作，特地准备了一些薄塑片，上面划了十个长方格，然后再把宣纸按在上面书写，以期达到大小统一、格式规范的效果。然而写的时候，总会有不满意的地方，这时做事严谨的父亲，便会弃整张已完工的纸而重书。时值盛夏酷暑之时，为防止风会吹散吹乱宣纸，父亲不敢开风扇祛暑。夜深人静，家人早已酣然入梦，而父亲却利用这难得的清静时间，伏案书写。那时，我们全家蜗居在一间只有16平方米朝北的房间，经常是我从梦中醒来，还看到父亲挑灯夜书的身影，桌边还有几身换下的被汗水浸湿的“老头衫”。就是在如此简陋的环境里，父亲终于完成了这些篆字的书写。本帖初版发行之后，就受到广大书法爱好者和专家的热情关注和欢迎，一时洛阳纸贵，销量也是节节攀升，往往是一上市便销售一空，只得一版再版，修订、再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本字帖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其意义是积极而又深远的。

　　我还听父亲说过这样一件趣事。那是在“文革”结束后，原来的东方红书画社要改名为“上海书画出版社”。为此出版社向当时健在的书法名家乃至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征集题写社名。征集采用不落款、只编号的方法公开进行，并由各界群众代表进行无记名投票评选。父亲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书写了“上海书画出版社”几个大字，参与投稿。结果有一天他下班兴冲冲地回家，手里捧着一大包熟食。要知道那时买熟食加餐是改善伙食的好享受，家人正感诧异之时，父亲笑眯眯地说：我书写的招牌被大家选中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上海书画出版社”的招牌，便是父亲当年所书的。无论社址是在过去的衡山路、康平路，抑或后来搬到钦州路出版大楼、乃至现在的延安西路新址上，都静静地向人们述说曾经的往事。

　　曾听我的师兄刘一闻先生感慨道，去疾老师既是一个做事严谨、为人低调，又是一个很有情趣的人。有次一闻师兄要回青岛去探望他的业师苏白先生，苏白先生对我父亲的人品、艺品一向推崇不已，一直希望能拥有我父亲的作品，哪怕片言只字也当今生最满足的事。于是一闻师兄在行前几日代苏白先生向我父亲提出刻制名章的请求，并希望在行前能取得印章，当时我父亲未予即刻应诺。随着行程将至，我父亲却杳无动静。一闻师兄不禁有点失望。直到他临行前一天夜里9点多，我父亲来到他家，叩开房门，即从怀里取出一方还带有他体温的苏白名印。父亲又拿出一盒因竖放而黏得一塌糊涂的奶油小方蛋糕，说是让一闻师兄在路途中权当点心之用，当即令一闻师兄感动不已。父亲在那个年代做事能如此周全，实属难能可贵，以致一闻师兄每每说起此事，总是感慨万千。

　　我辈今日之生活无论是精神抑或是物质上，远非父辈昔日可比，然其精神上对艺术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态度，乃是我辈今生学习之楷模，当终生受益！

　　今值父亲九十三诞辰，特撰此短文以志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