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崎秀实1901年出生在东京，1928年11月到1932年2月，任《朝日新闻》常驻上海的特派员。其间，他结识许多中国左翼文化人士，同鲁迅也有交往。夏衍说，尾崎秀实“表面上看来是绅士式的记者”，实际上却是“上海的日本共产党和日本进步人士的核心人物”。他同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上海从事情报工作的苏联共产党党员、德国人左尔格合作，经常把日本在华的重要情报转报莫斯科，经常“把一些国际上的革命动态”转告中国同志。（本文摘自《上海滩》2015年第1期）

　　在台湾度过青少年时代

　　1901年出生在东京的尾崎秀实，出生六个月后即跟随母亲迁到了当时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因为他父亲在那里担任《台湾日日新报》的记者。尾崎在台湾读完了五年制的小学和五年制的中学，其基本教育体制与日本本土无异，语文亦为日文。

　　尾崎秀实的父亲有着深厚的汉学修养，曾是当年日本著名汉学家依田学海（1833—1909）的入门弟子，后来接任过《台湾日日新报》汉文部主笔，1923年就任台湾总督府史料编纂官，著有《台湾四千年史》。父亲常给尾崎讲中国的文史故事。孩童时的耳濡目染，使尾崎秀实对中国的认识比一般人深切。少年时的经历，也使他感受到了因国家权力而造成的民族间的不平等。他后来回忆说：“在我整个少年期只有一点与一般（日本）人相异的经历。由于台湾的地理政治特点，我经常会接触到台湾人（中国血统的人），既有孩童之间的吵架，也有在日常生活中以具体的形态表现出来而让我直接感受到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各种关系。这是一直以来唤起我对民族问题异常关切的起因，似乎也成了我对支那问题理解的一个契机。”

　　尾崎秀实还叙述了这样一件事。某日，在报馆任职的父亲乘坐台湾车夫拉的洋车归来。在付了车费后，车夫依然跟了上来，咕咕哝哝地恳求再加几个钱，其父亲就一言不语地挥舞起手杖将车夫赶走。少年的尾崎在一旁看不下去，就与父亲顶撞了起来。在尾崎的心目中，父亲一直是位“温厚的君子”，谁知竟会对一名本地车夫如此傲慢，倘若对外来的人，不知会是怎样的态度。为此，他很失望。后来尾崎说：“旧时代在殖民地的日本人大都比较飞扬跋扈，对待台湾人相当的趾高气扬。我从孩童的同情心和人道主义出发，对这些现象觉得很反感。”

　　派往上海的日本记者

　　1919年3月，尾崎秀实在台北中学毕业，回到日本东京。不久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文科乙类，以德语作为第一外国语。毕业后，他于1922年3月考入了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德国法学科，翌年4月转入政治学科。

　　1923年，尾崎秀实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这年的夏天，成立不久的日本共产党遭到了第一次大逮捕，猪俣津南雄（1889—1942）等日共活动家被捕入狱。不久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和迫害朝鲜人的事件。之后，又相继发生了南葛工会组织干部和社会主义者大杉荣父子惨遭杀害的事件，尾崎亲眼目睹了邻家的农民运动社在夜半突遭军警袭击、全家被强行抓走的情景，这一事件对他震动很大。

　　1924年，当时还是学生、战后成为著名哲学研究者的山崎首先将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介绍给尾崎。山崎先后借给他《共产党宣言》和其他德文版的左翼文献。从此，他开始了社会问题的研究。尾崎秀实在入狱后回答检察官的询问时曾说：“我的思想从人道主义转到了共产主义上来，大正十四年（1925年）的时候起，我开始信奉共产主义。”

　　1926年5月，他考入东京朝日新闻社，翌年10月转入大阪朝日新闻社支那部。在大阪，他遇见了校友日共党员秋野猛夫，并参加了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翻译。有一次，秋野非正式地请他加入日本共产党，但他没有同意。这一时期，尾崎读到了德国社会学家维特福格尔的近著《正在觉醒的中国》，这部著作激起了他对中国问题的强烈关注，他的兴趣点也逐渐转到了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邻国——中国上来了。

　　1928年11月底，他获得了被报社派往上海担任特派记者的机会。他后来在狱中撰写的《上申书》中这样写道：

　　我在这一年（1928年）的11月底，被《朝日新闻》派往我多年来所向往的中国担任特派记者，我满怀着激情踏上了前往上海的航程。中国问题对我而言，自我在台湾成长以来就一直与我紧紧连接，无法切断。尤其是1925年以来的所谓大革命时代，重大的事件接连发生，激起了我浓厚的兴趣。从左翼的视角来把握支那问题，这一点深深地吸引了我。对我而言，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激起了我对中国问题的兴趣，而是相反，是中国问题的现实展开加深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注。

　　为夏衍提供秘密会场

　　1928年11月底，尾崎秀实带着新婚的妻子，从神户出发，经过了三日两晚的航行，在第三天的下午来到上海。1944年3月，尾崎秀实在狱中写给妻女的信函中表达了他当年初次目睹中国山河时的感想：“第一次进入上海时的感动，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感动之一。”

　　尾崎携妻子来到上海后，先借住在昆山路义丰里210号（紧靠北四川路）一家名曰“丸屋”的经营旧衣服店家的二楼。起初，《朝日新闻》在上海的特派员仅尾崎一人。翌年9月，报社在离北四川路不远的赫司克而路（今中州路）52号一幢半新旧的二层楼房子内设立支局，底层辟作事务所，二楼便作为支局长的寓所。支局长太田考虑到尾崎通晓德文和英文，又善于社交，就让他担当与外国媒体及各界交往方面的事务。1930年春，经朋友介绍，尾崎一家迁居到了施高塔路（今山阴路）210弄花园里的一幢公寓里（此公寓现尚留存），与后来鲁迅在大陆新村的公寓隔街相望。

　　尾崎在上海的活动，除了新闻采访等外，其中最主要的革命活动就是积极参与上海的左翼文学运动。

　　他主动寻找并积极靠近上海的左翼文化团体，时常进出北四川路附近的“创造社”，认识了叶沉，开始接近了相关的左翼团体。当时与他交往的左翼文艺人士有郑伯奇、冯乃超、田汉、郁达夫、王独清、成仿吾、陶晶孙、夏衍等人。他还应邀出席过左翼团体发行的杂志《大众文艺》所举办的座谈会。

　　夏衍在60年后撰写的《懒寻旧梦录》中，特别提到了三位外国人对“左联”的帮助，其中一位便是日本《朝日新闻》驻上海特派员尾崎秀实。他说：

　　我在1928年就认识了尾崎秀实，他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是绅士式的记者，但是，他在当时却是上海的日本共产党和日本进步人士的核心人物。他领导过“同文书院”的进步学生组织，后来参加了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和史沫特莱有经常的联系，并把一些国际上的革命动态告诉我们。

　　夏衍还回忆了这样一件事情。1930年5月下旬，胡也频、冯铿等人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之后，“左联”决定向全体盟员作一次传达报告。但要找一个能容纳四五十人的会场十分困难。于是夏衍便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尾崎秀实，请他帮忙。当时在虹口，日本人的势力非常大，他们的机关连租界工部局也不敢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