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真话的分量，比整个世界还要重。”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曾说。 

　　是的，真话让人惊觉，却往往又因其有不一般的分量而吐露不易，要官员说就更难。 

　　但我手中的这本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书，却响响亮亮地取了一个名字——《从政者真话实说》，这就不能不让我眼眸为之一亮了。

　　就说《钱玄同给鲁迅“画像”》这篇文章吧，文章写的是：与鲁迅同乡同学，并且在担任《新青年》编辑时，曾促使鲁迅写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杰出的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的钱玄同，在鲁迅逝世后，撷取两人多年交往中的细枝末节，有褒有贬地为一代文豪勾勒出了一幅画像：为人为文光彩照人，但也身有三道疤痕：多疑、轻信、迁怒。钱玄同是一个只愿说真话的人。他没有“对于逝者，要么称道几句，要么一言不发”的世故，更没有实用地美化拔高的城府心机，笔蘸“真”和“实”的汁液，他为我们画出了一个血肉丰满的鲁迅。由此，这篇文章的作者任仲然说：“评价历史人物坚守真实性最为重要……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有个很大的毛病，那就是好人什么都好，坏人什么都坏，伟大的人物没有一根汗毛不是闪光的，过去对鲁迅的评价就是这样。”作者接着说道：“由此联想到，以往对一些先进模范人物的宣传，所犯的不是同一种毛病吗？……我们如果能够正视先进模范人物也是人的事实，如果能够知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常识，如果能够明白‘瑕不掩瑜’的道理，这种毛病就不会犯下去了。”这是作者又一番真话实话，虽非石破天惊之语，却也拨云见日，让人豁然开朗。的确，追求完美，志向可嘉；但对人对事都一律要求完美，却略显苛刻。慎择这一条，为人为官均应如是。 

　　求真务实是时代的重要课题，也是从政者必练的内外功。书中最让人铭心刻骨的，是记录一位官员深入山乡体验民情的文章。

　　《窑洞里“供着”的小学课本》，是作者实地考察一个移民搬迁村写下的笔记。在不通电、不通水、不通路的贫瘠之地，作者遇上了山村最后的留守人：千亩荒芜的耕地中锄地的孤独老人；不约而同把递给他们的香烟珍藏于衣袋的两兄弟；娶不到媳妇的村支书弟弟；“梳着一根大辫子，上衣太短显得腿很长，旧布鞋露出了脚拇指”的失学小女孩。他也倾听了一位村民给他算的嫁闺女买移民房的账，看到了失学女孩在窑洞里精心布置的“装饰墙”——错落有致地摆放着两个旧手电，三个去痛片药瓶，一个洗浴液空瓶，一部坏了的老款收录机，还有捡来的农用车驾驶证的塑料皮……一本用旧了的小学课本则端端正正竖在“饰品”中央。这些，都使他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帮助这些在移民搬迁过程中留下来或返回的农户摆脱困境，无疑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艰巨责任。”他简要讲述了自己和同事为这些农户解困努力做的三件事，并且向读者报告了一些好消息：“小虎和春芳上学的事情得到了具体落实……几位鳏寡孤独老人的低保开始办申请手续了……扶贫移民搬迁的补贴有了提高，并且给移民搬迁的农户有更多的选择。”最后，他由衷地说，随着各项扶贫政策的实施，这样的山村一定能够彻底割断贫困的尾巴。文中满是被泪水濡湿的逼真细节，用真情浸泡的鲜活话语。一幅革命老区移民搬迁山村滋味杂陈的图景于真切的描述中呈现眼前，一位官员的拳拳之心于不动声色中跃然纸上。

　　的确，人世有虚浮的大疲惫，在复杂暧昧里藏；文章有大美，于真诚质朴简洁处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