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一直对母亲怀有歉疚之情

　　黄达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粮食”成了李先念最操心的事。1959年参加庐山会议的李先念，回北京前就打来电话，让黄达等工作人员通知有关人员前来开会，商讨如何解决粮食供应问题。李先念下了车后直奔办公室，即便自己的家就在隔壁也顾不上进门。“好几次都是这样的情况，非常急迫，都是关于粮食的会。”1960年，全国物价高涨，一个鸡蛋几块钱，远远超出老百姓的负担，李先念决定，包括学生课本、煤油等与民生相关的18种商品平价供应，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民生之苦。

　　毛泽东曾称赞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李先念为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四大名旦”。对李先念在当时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最形象的评价是：大到宝钢设备的引进，小到女人头上戴的发卡，几乎都是他一手经办的。

　　不过，李先念的前秘书程振声回忆，“经济学家”是李先念生前一直拒绝承认的身份。1966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霍查接见来访的李先念时，称李先念是经济学家。李先念说：“我就是位实干家。”1977年，李先念接待日本创价学会代表团，他们也称赞李先念掌握这么大一个国家的财政，是位了不起的经济学家。李先念很坦诚地说：“我就是做具体事情的。我只读了三年书，后来虽然有机会到延安学习，但一心想打仗，课也听不进去。”1986年，他在与金日成谈及这一点时，类似的意思又重述了一遍。

　　“所以我们在传记里很尊重老人家生前的意愿，没有称他为‘经济学家’。”程振声说道，“但是他确实是在实干当中摸索到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经济的办法，这也是领导人依靠他来抓财贸工作的原因之一。”

　　李先念留给外界的印象是谨慎、小心、不锋芒毕露，“用今天的语言来形容是‘低调’”，李先念传记小组的高敬增教授打趣说。不少人将其归因于他成长的家庭——李先念的母亲是一位农村妇女，前两任丈夫去世后嫁到李家，一共生育了八个子女，也成功地主持了一个结构复杂的大家庭，这大概也帮助李先念形成了宽厚待人的品质，以及在复杂环境中处理复杂关系的能力。

　　李先念一直对母亲怀有歉疚之情。1932年，红四方面军被迫转移，听到消息后，小脚母亲跑了几十里路，赶来看自己的小儿子。那时李先念年轻气盛，又担心母亲安全，还跟母亲发了火，埋怨她跑到战场上来。母子俩在战场上匆匆告别，李先念安慰母亲，不会走得很远，很快就会再回来。

　　战斗结束后，李先念在行军时，听到大衣口袋里叮咚作响，掏出来一看，是母亲留给他的两块银元。“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妈妈，真后悔当时不该对她发火。现在我是80岁的人了，想老娘！”许多年后，躺在北京医院病床上的李先念，时常会向亲人念叨这一段。

　　战场告别两年后，李先念的母亲患食管癌去世，死前，她还念念不忘这个杳无音信的小儿子。李先念的妻子姚泽辉变卖了陪嫁的首饰，掩埋了婆婆，有人逼她再嫁，不同意就来抢亲，她被迫去静山庙当了尼姑。

　　李先念的二哥陈有元也是农会的发起人之一，李先念非常敬重自己这位同母异父的哥哥。但是陈有元在肃反中被捕，押往新集受审。部队路过新集时，李先念见一批在押的犯人中有二哥，大吃一惊，又不好过问。二哥也发现了他，大声向他喊：“先念兄弟，我犯了错误，对不起你们，你在部队要好好干……”不久，这些肃反对象被无辜杀害，其中包括徐向前的妻子、王树声的妹妹和李先念的二哥，共千余人。李先念是在相对残酷的政治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说过一句话：“可以说过而极之的话，不可做过而极之的事。”而一旦遭批评，为了顾全大局，他也是很诚恳地作检讨，不推上、不推下，是各派眼里的“老好人”。

　　出生于1909年的李先念，比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小很多，因此老一代领导人对他多了些亲昵。在一些早期的生活或工作中，他们之间也留下不少难得的轻松而亲密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