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所写的《昆明的雨》，最后以一首小诗作结，诗的最后两句是：“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

　　在他心中，关于昆明的雨，最适意的记忆，大约就是与朋友相约谈事，天突然下起雨来，只好二两酒一两肉，消磨一个午后。小店中庭有一棵木香花树，很大，雨打湿了花瓣，醉意朦胧间，花许是落了，又许是没落。

　　先生写过很多散文，而我钟情于此篇，大多由于最后的结诗。那是先生自己独有的经历，他所写的昆明的雨，柔软而十分丰满动人。我便想，这段回忆大概是先生的微光吧，他小心翼翼地留下了它，并融进文字之中，最终点亮了一整个作品。

　　我视先生为天才，至少是创作上的。而若仔细思量，天才与路人的区别，就仅在对这微光的处理上。想必人人都曾有过一个如经历木香花湿的午后，然而提起笔时，我们认为创作是高高在上的，是精致华丽的，于是我们压下心中质朴的感受，去堆砌高深的词藻。殊不知在这过程中，我们心中的微光却含恨而灭了，它恨你忘记了属于自己的午后，只在读至“木香花湿雨沉沉”时才想起它来，而隐隐感受到一丝它的亮色。

　　王国维曾提倡，写诗要有境界。他将境界定义为有“真景物、真感情者”。他所谓的真景物、真感情，其实就是诗人的微光，是心中所独有的经历与情感。白居易《早兴》中一句“脱去冬衣体乍轻”初读觉俗不可耐，却实令千古诗人拜倒在其句下，正是因为他留住了心中之微光，并将其捧至作品之上。无数心中黯淡的人们，读至一个“乍”字，冬去春来之快意，便在心头苏醒。

　　但对于微光的把握，天才间也有高下。天才中的天才，却能将这“真景物、真感情”进一步抽象。在诗家之中，我认为杜甫的造诣又高过白居易。杜甫受《诗经》“泰山岩岩，邦之所詹”感染，曾写出千古名句“齐鲁青未了”，成功之处不仅在于他留下了自己远望泰山时深感其辽无边际的微光，还在于他又进行了抽象，抽离了“我”，而使这微光更深遂，更普适。从“脱去冬衣体乍轻”到“齐鲁青未了”，需要的是诗人一锤子的敲琢，这一锤子须得准而利落，敲去经历中的诗人自己，留下闪光的情感。而同样是写泰山，李白的“高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就明显不足，虽然也能隐约体会他登高眺望之感，但他为了拔高气势，一锤子砸得太狠，狗血洒了一地，盖过了应有之光，得不偿失。倒是他“对饮成三人”一句，使人尽感孤独寥落。

　　天才因留下微光而成为天才。作为一个庸人，只有感激他们的匠心，使我在时过境迁后，仍能隐约忆起属于自己的那份“木香花湿雨沉沉”般的惬意，忆起那些相似的场景，忆起那点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