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大国崛起》中有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外在崛起是内在完善的外延。”如今的世界，任何一个重要场合恐怕都少不了中国元素。外在的崛起和内在的“修炼”，是这个国家最高端的命题之一。恐怕未来这一命题会一直是学界聚光灯上的焦点。

　　日前，由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新民晚报社共同打造的“上海金融大讲坛”在上海报业集团大厦举行，市金融办主任郑杨主持会议。“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为来自社会各界的朋友详解“中国新常态”。

　　人物简介

　　李扬，1981、1984、1989年分别于安徽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98至199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现任中国社科院党组成员、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副理事长，第三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李扬曾五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和论文奖。已出版专著、译著23部,发表论文400余篇，主编大型金融工具书6部。主持国际合作、国家及部委以上研究项目40余项。

　　个人观点

　　学界讨论得最多的是科技进步，但金融革命的因素研究明显不足。“本轮长周期上半段取得如此高增长，除科技进步，很重要的因素是金融革命。这个革命是以整个金融投资银行化为基本特征。”李扬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其从业者去找企业，在里面“淘金”，哪个企业好就帮它重整、包装、上市。“在金融史上这段没有很好地被阐述。在西方国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成问题，但我国金融机构还需要熟悉企业。”

　　中国式新常态

　　国际上对新常态，表现出比较悲观的情绪。“中国则不同。中国新常态是从积极的角度提出来的，它是变化的，是我们追求的变化。这一变化中有大家不愿意看到的，也有我们多年来一直追求的。”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说，中国50%以上的概率会落入中国收入陷阱。“把形势说得严峻，楼部长是想告诉大家改革的紧迫性。”李扬表示，改革中很重要的是人口、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我国现在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本届政府两年多时间推出三中全会决定、四中全会决定。这两个决定都是重大决定。“很多安排，很多制度，很多决定一一推出，说明现在有推出并实施的条件。”

　　“我国非常积极地应对新常态，我们知道问题在哪里。”李扬说，从研究来看，西方国家理论界有些对新常态认识很深刻，但还是有很多人认识不足，尤其是西方的政府当局认识不足。“总体比较，新常态是中国很积极面向未来的一个战略，面向未来的一套理论。”

　　从长周期角度来观察新常态，这是李扬最推崇的一个研究“角度”。“经济运行是有周期的。我们现在识别出5种以上的周期。比如，1年有一个周期，3年有一个周期，5年有一个周期，10年有一个周期，25年到30年有一个周期。现在，我们说的长周期是50年到60年一个周期。每一个周期都有它对应的物质基础。”

　　这次危机之前，全球经济发展经历二三十年的大繁荣、大稳定。在新常态之前，大稳定指的就是长周期的前半段，经济很好的前半段。

　　大繁荣、大稳定时期有4个特征：经济持续增长、通货膨胀率很低、失业率很低、经济波动很小。“包括中国在内，发达经济体、新型经济体，中国、拉美、非洲，在这一时期都取得了本国、本地区历史上没有取得过的、非常好的增长。大家都在这个成长的长周期上半段，可能增长有高有低。中国增长稳定，比美国高4个点。”

　　稳定、繁荣原因何在？学界讨论得最多的是科技进步，但金融革命的因素研究明显不足。“本轮长周期上半段取得如此高增长，除科技进步，很重要的因素是金融革命。这个革命是以整个金融投资银行化为基本特征。”李扬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其从业者去找企业，在里面“淘金”，哪个企业好就帮它重整、包装、上市。“在金融史上这段没有很好地被阐述。在西方国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成问题，但我国金融机构还需要熟悉企业。”

　　这次危机是因为投资银行做过了头，把次贷包装起来卖。“金融是工具，不能说它不好。我们一定要把金融的功能发掘出来。”

　　中国式创新

　　全民创新，万众创新，是新时期的一个标志。“我国曾经是很落后的国家。我们的创新有两个源泉，一个是学习，一个是自主创新。”

　　李扬说，过去几十年里，我国一直在学习，因为与西方发达经济体差距太大，稍学学就能变得先进，所以大规模地学习以及引进外资。“引进外资的过程，我们还引进了国外的技术，引进管理，引进了理念。”

　　李扬认为，现在学习阶段已经基本结束。“我国基本完成以赶超为目标的‘学习课程’，并接近国际科技前沿水平。当然，发达国家确实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只是我们发现人家已经开始不让学了，比如芯片、发动机这样的核心科技。”

　　此外，在某些领域，如移动互联，美国甚至都落后于中国。未来如何前行？“互联网+”，到底“+”什么，“+”后会产生什么效果？很多方面需要探寻。“我国必须从全面依赖技术进口转向自主创新，这样的转向一定会有困难。”

　　转化如何扎扎实实展开？李扬给出一组数据振奋人心。去年，我国专利申请世界第一，我国第三方专利申请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只是，我国目前专业转化率还比较低。

　　去年，我国在国际上学术期刊上发的论文也是世界第一。“这有点像20几年前的日本，抓发表论文数，抓申请专利数。日本一年出两个诺贝尔奖得主，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我国现在要主动把这些东西变成产值，变成经济活动，变成创新，变成全民的创新活动。”

　　李扬说，中国是个大国，抓什么，什么好，抓什么，什么就能上去。“但也要意识到，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进展的过程可能是缓慢的。” 

　　2013年美国修改统计方法，主要内容包括两方面。一、研发投入算为GDP；二、版税收入算产出，这两项内容使当初GDP增加3%。“这两个措施鼓励文化产业发展，鼓励企业创新，中国应当借鉴。”李扬说，“有关部门正在积极研究这些举措。”

　　中国式制造

　　世界上只要提美国制造、德国制造、日本制造，都竖拇指。这些国家制造出来的产品代表世界制造工艺的最高水平，以及前沿科技的趋势。何时中国制造也能奋起赶上？今年两会，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中国制造2025”，这是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中必然要走的一步，是新驱动、新动力。

　　“中国制造2025”，核心问题是什么？李扬说，“中国制造2025”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社会经济问题。中国制造反映出的是技术落后，也是工人水平和素质落后。“中国哪有产业工人。整个工业队伍没有受到正规教育。一部分人昨天还是农民。退一步讲，不能说小学、中学毕业就能成为合格的产业工人。现在，我们需要的工人是有技能的。”李扬指出，国外引进的设备，到中国就生产不出一样的东西。因为工人的技艺水平不足。

　　在日本、在德国，技术工人地位很高。想实现“中国制造2025”，技术工人的地位问题需要得到重视。“这是一个终身教育的问题，教育要和企业紧密结合。企业办学校是好事，无非是我们办学路子不对，要办成技术传承机制的学校。”

　　近日，李克强总理表示带宽太窄，流量太贵，实质是基础设施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宽带免费？带宽宽一点，社会涌现多少人创业，流量便宜一点，马上有多少的好主意会出现。”

　　十八届三中全会透露出信息，核心是解决政府干预过多，以及政府该做什么？现在，政府在践行、落实各项措施，“中国制造2025”就有体现。“打造创新驱动的新引擎，不是说哪些该创新，而是大众创业。”

　　中国自贸区

　　开放和发展密不可分。如今的中国需要一个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从目前来看，开往境内外的互联互通，其中一个亮点便是自贸区。“国内目前有上海等4个自贸区，韩国自贸区，澳大利亚自贸区，瑞典自贸区，美国也有一大堆自贸区，还有TTP、TTIP等。这么多自贸区的出现让我们认识到全球治理进入新阶段，就是自由贸易阶段。自由贸易实际上是自由投资阶段。”

　　李扬说，现在全球经济格局要有一个认识，这一格局分为三条线。第一条货币线，第二条贸易，第三条投资。货币有一个体系，贸易有一个规矩，投资现在还靠3000多个双边协议来维持。

　　投资协议代表一个更高的全球治理等级。“所以，中国自贸区最该关注是中美投资协定，国际上都认为现在全球化发展到了在投资上要有一个国际规则的时候。这个规则由于中国和美国谈判，两种制度的国家在商量，协商好了就是国际规则，所以谁要是关心自贸区，首先应该关心中美投资协定。”

　　李扬说，我国与其他国家很多协定在协商，中美投资协定最严格。“自贸区建设沸沸扬扬，这边自贸，那边自贸，最后都是在一条线上，所以这条线要理清楚，哪个是最短的线？”

　　李扬认为，最短是投资协定。“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全面的负面清单管理，真正实现中美投资协定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