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进入新常态，必然带来一系列的挑战。如何认清新常态，如同找到破解世界经济潘多拉盒子的钥匙。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畅谈世界经济新常态，用全球战略视角审视如今世界经济格局。
李扬：全球经济新常态在各个领域中均有表现，包括经济增长低水平波动、“去杠杆化”和“修复资产负债表”两难、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各国政策周期非同步、全球治理真空五大特征。
■ 世界主要经济体在经济增长低水平波动中的表现如何？
李扬：以美国为例。在大稳定时期，美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在4%左右，其间只有1991年和2001年两次延续时间不长且幅度不大的波动。从2007年开始，情况有了转折性变化。首先，潜在增长率趋势性下滑。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自2007年开始，美国的潜在增长率水平逐年下降，并导致2014年的GDP水平较之2007年作出的预测值低出近5个百分点。其次，自2007年以来，美国GDP的实际增长率较之潜在增长率出现更显著的缺口。目前，这一趋势仍在继续。
欧洲的状况比美国还差。据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1992至2007年，欧元区GDP实际年均增长率为2.08%。而在危机开始的2008年和2009年，其经济就出现了较美国更大的衰退，年均增速为-2.03%。在此后的2010～2019年，欧元区经济虽然可能有所平稳，但年均增速仅为1.12%。就此而论，欧元区的长期潜在增长率也已出现下移，低速增长成为常态。
经由安倍政府“三箭齐发”，日本经济增长在2013年有所恢复。但是，由于造成其增长颓势的长期因素均未能有效消解，加之“三箭”中多有饮鸩止渴的药方，其政府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势将延续。
在此次危机的最初几年，新兴经济体曾普遍展示出不同于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态势。但是，这主要依靠的是发达经济体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资本流入。自然地，当美国逐步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资本开始向美国回流之时，这些国家经济的结构性矛盾立刻暴露无遗，并随即陷入经济减速、通胀复萌、股市暴跌、国际收支恶化、资本外流和本币汇率在剧烈波动中急剧贬值的困境之中。这种状况充分说明，在全球化深度发展且美国依然发挥主导作用的条件下，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并没有根本摆脱储蓄与外汇“双缺口”的钱纳里符咒。
■ 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世界经济目前还没有完全复苏的迹象，您认为现在经济复苏的难点在哪里？
李扬：此次危机作为金融危机，根本上是由各类经济主体负债率过高引发的。正是由大稳定孕育的极度乐观情绪，使居民、企业乃至政府都大规模举债，以“加杠杆”的方式来提升其即期消费、生产和投资能力；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更使得“加杠杆”轻而易举。然而，正是杠杆率的全面、迅速提高，使得发生在住房金融领域中一个产品的问题（次贷），轻易地蔓延到整个金融体系，进而传染到整个经济系统，终至影响全球。
病因既然在杠杆率飙升，危机的恢复，显然就以“去杠杆化”为必要条件。然而，去杠杆化至少涉及两个问题。其一，从根本上去杠杆化，需要积累大量储蓄，需要不断提高储蓄率。但储蓄率不易提高，储蓄急切难得。其二，去杠杆化作为经济恢复的主要路径，将全面引发“修复资产负债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经济主体获得新增资金后，其优先选择将不是从事消费、生产和投资等宏观调控当局希望产生的“正常”经济活动，而是将之用于充实资本，减少债务，“修复”资产负债表。换言之，去杠杆化过程会导致企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改变经营目标，从“利润最大化”转向“负债最小化”，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形成一种不事生产和投资、专事还债的“合成谬误”，出现所谓“资产负债表式衰退”。全社会的信用紧缩局面，就此形成。这种状况对货币政策的负面影响是致命的，危机的恢复过程，也将因此延缓。这就是去杠杆和修复资产负债表悖论，即危机的恢复取决于去杠杆的成功，但去杠杆过程引发的经济收缩却阻滞了危机的恢复。
问题还有复杂之处。此次危机中，为了缓解危机的冲击，货币当局自身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加杠杆”过程。不遗余力地推行量化宽松政策、长期将利率压在零水平上、大规模推行所谓再融资计划等等，使得各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倍增，全世界货币泛滥。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全社会的杠杆率进一步提高。归纳了主要发达经济体债务结构和总杠杆率。
■ 经济继续衰退，各国会采取何种措施应对？最可怕的结果是什么？
李扬：在普遍经济放缓、失业率攀升的背景下，以保护本国产业和就业为名推行贸易保护，成为各国政府的第一选择。这就造成全球贸易在危机中陡降。如在危机高潮的2009年，世界出口一度陡降10.4%，其中发达经济体下降11.7%，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下降7.9%。这一跌幅创近30年新纪录，标志着经济全球化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倒退。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的更重要证据，在于全球贸易增长率和GDP增长率之间关系逆转。2012年全球GDP增长3.4%，同期全球贸易增长2.3%，出现了近20多年来的首次逆转；2013年全球GDP增长3.3%，同期全球贸易增长2.5%，继续延续了异常的逆转格局。这种情况表明，本轮经济衰退已经危及全球化自身。由于WTO等国际贸易架构和规则的广泛设立，现今的主要贸易保护工具由传统的关税壁垒，转向更隐蔽、更复杂的环境、技术标准壁垒，同时结合了汇率、隐性补贴等多种手段。
更值得警惕的是，由于经济复苏乏力，各国苦无良策，一个最为危险的迹象悄然显现。历史的经验证明，危机严重到一定程度，非有战争不能摆脱。19世纪之前的世界动荡不安，自不待言；在20世纪30年代危机和70年代危机，也都是由规模不等的战争来结束的。在分析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并制定国策时，我们必须认清并牢记这一事实。
■ 各国在应对经济衰退的政策周期是否相同？
李扬：大稳定时期各国经济之间高度相关，并且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主导世界。然而，这种全球经济的同步性自2007年开始转变。危机发生不久，便出现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增长速度“双轨脱钩”现象。自2012年始，新兴经济体内部和发达经济体内部各主要国家（地区）的经济走势更出现了高度的非同步性。
各类国家或者处于危机后的不同复苏阶段，或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其政策倾向显示出较大差别。眼下，正当美、英等国央行稳步退出量化宽松之时，欧洲和日本的量化宽松却方兴未艾。如此明显的国际政策周期“失联”，不仅使政策实施国难以达成其预期的宏观目标，更会在国际上触发“以邻为壑”的恶性竞争，形成“零和”甚至“负和”博弈。全球贸易增长率自2012年以来便低于全球GDP增长率，便是合乎逻辑的结果。
经济周期错位并导致政策周期相悖，自然会导致各国宏观经济变量出现差异；各国宏观经济变量差异的长期化和无序化，为国际投机资本创造出从事“息差交易”的温床，从而，国际游资大规模跨境流动并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将成为新常态。在这个意义上，建立有效的国际政策协调机制成当务之急。
■ 无规矩不成方圆。新常态的大背景下，世界经济治理是否也要立新“规矩”？
李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社会在几乎所有领域中都建立了专业的治理机构，并相应地制定了专业化和有针对性的治理规则，从而在各个领域形成了完备的治理机制。这些机构和机制一向运转有效，但显然未经受住此次危机的冲击。2007年以来，现行的全球治理机制，既不能有效应对传统挑战，更无法对日趋复杂的非传统挑战适时应变，几乎所有的全球治理机构和治理机制都已失灵。据此可以认为，二战以来建立的国际秩序已基本崩瘫，大国间就最重要问题进行协商并展开合作的有效机制已不复存在。近年来，全球举行多边峰会的次数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但收效甚微。有鉴于此，在全球经济新常态下，世界除了致力于全球再平衡之外，还将同时致力于重塑全球治理机制。
■ 造成全球新常态五大特征的直接根源是什么？
李扬：根源主要在于所谓的“长期停滞”。这个由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重新阐发的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强烈关注和共鸣。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布兰查德等纷纷表示认同。概括而言，造成长期停滞的原因，可以从技术、人口与收入分配三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是劳动生产率下降。这又归因于技术进步缓慢。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变量是技术进步。据美国学者戈登的测算，美国全要素生产率早已重回1930年代前的历史低位：1980年至今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仅为0.5％，约为1930至1980年间增速的三分之一。另有研究显示，由于欧洲、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自身的创新能力有限，而对美国的知识技术外溢依赖较高，所以，这些国家也步美国后尘，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历了程度不同的生产率增长减速。
其次是人口结构与劳动力市场恶化。由于人口生育率的下降、预期寿命提高、战后婴儿潮一代退出劳动市场等因素，新世纪以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普遍经历了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困境。欧洲、日本更甚。自1990年代以来，由于老龄化和少子化等因素，欧日两大经济体的劳动人口相对比重下降的趋势不仅更为明显，且持续的时间远较美国更长。与此同时，疲弱的经济环境，则进一步削弱了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参与率。
第三是收入分配恶化。日趋恶化的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抑制了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潜力与社会活力，成为导致长期停滞的重要因素之一。实际上，如长期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著名经济学家皮克提等人的研究显示，早在经济繁荣的大稳定时期，发达经济体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便已持续恶化。尽管在2008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中，这一局面曾暂时逆转，但其长期恶化的趋势并未改变。
本报记者 钟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