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80年代后期，邓丽君在日本称得上拿奖拿到手软，动辄百万张级别的销量。让她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日本著名歌手的行列。而日本文化在香港地区和其他地方的流行，又让这些歌曲的中文版，得以第二次大热。这个时期，虽然香港的本土歌手也开始崛起，但邓丽君依旧有着不可比拟的巨星位置。

　　在人数更为广泛的中国内地市场，邓丽君的歌声，也从靡靡之音的定位得到平反。电视台播出了邓丽君在台北的15周年演唱会，象征着邓丽君的解禁。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记者招待会上，甚至还播放了邓丽君的日文歌曲《浪花节的人生》。

　　危机与尾声

　　商业市场终究还是残酷的。由数字榜单说话的日本唱片市场，是一种冰冷的理性存在。到了80年代末期，邓丽君的新唱片，再也无法复制《任时光流逝》时期的辉煌。背负这种压力的，当然不止邓丽君一个人。就在日本唱片公司寻求新的定位改变时，邓丽君却又主动地让自己陷入了更为复杂的形势里。虽然唱片公司的制作人婉转地劝诫她，邓丽君还是在当年的复杂情景里，让自己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悲痛。

　　如果纯粹从商业上考量，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邓丽君最理想的市场其实是内地。她在政治上得到了解禁，偷偷听着她的歌获得启蒙的几代人，都在翘首企盼她能回来开演唱会，这是一片有着13亿人口的新天地。她完全可以把在日本市场与新生代角逐的劣势，变成新的优势。可是，她却最终远走法国，彻底成了客居异乡的漂泊者。

　　传记作者有田芳生去拜访过邓丽君在法国的故居，他留下了这样的记录：“屋子里有大量粉色，邓丽君最喜欢粉色，她深信这是会招来幸福的颜色。”

　　在这片粉色的憧憬里，邓丽君认识了法国摄影师保罗，虽然他的摄影水平，完全达不到商业制作的需要，邓丽君还是尽力替他争取着机会。这段一开始就没打算要结果的感情，成为邓丽君最后的慰藉。上世纪90年代，应该是邓丽君最为困惑的时期。她对于商业演出的意义产生了质疑，想要逃离，也想努力地转型，但却并没有明确的方向。

　　一个歌手当了20年的超级巨星，要想改变自己一切从头开始，这是何等的巨大不安，可邓丽君必须对抗这种不安。台湾和香港音乐界的许多人，都表示邓丽君逝世前不久，曾经告诉大家，如果我有新计划的话，请你们一定要来帮忙。她并非已经有具体的计划，可是她却对每个人说“到时候我一定会跟你联络”，仿佛也在鼓舞她自己一样。

　　这时期的邓丽君，好像特别需要用一些事情来证明自己，比如参加红白歌会。她不止一次地对金牛宫唱片的工作人员表达了这种心愿。在邓丽君心中，能上NHK红白歌会就意味着被社会认同。但是，是否能出席NHK红白歌会是必须依照艺人演出的贡献度，及对一般听众做抽样调查得到的票数，总和评价结果突出才能被选上演出的名单。住在巴黎之后的邓丽君，一年才上几次电视节目而已，而日本的工作也相同，几乎一年只去一次日本，即使金牛宫唱片公司要求她开演唱会也都没有答应。虽然邓丽君仍保持一年在日本出一两首的新歌，不过新歌卖得不如从前了，以单曲CD而言，1990年发行的《泪的条件》，才卖不到15万张，1993年的《和你一起活下去》CD销量也不到5万张。她期望中的上NHK红白歌会，已经越来越渺茫。

　　这种被商业市场煎熬的痛苦，热爱她的听众，是根本感受不到的。无数人被她温柔的歌声抚慰着，却没有人能够抚慰她的焦虑。她的身体也越来越差，童年的哮喘复发，也陷入了毒品的传闻，即便远走清迈去疗养，看起来也没有任何起色。邓丽君的时间，定格在1995年5月8日。一开始人们都不相信，因为她已经多次被媒体不怀好意地爆出死讯。可这次是真的。音乐人沈永阁对这一天记忆异常深刻。这一天是唐朝乐队贝司手张炬的追悼会，他参加完葬礼飞回日本，在机场就看到了邓丽君的死讯，恍如隔世。第二天，他又飞回北京，拉着摇滚圈的哥们，“要做点什么纪念邓丽君”。这份纪念，是一张唱片，《告别摇滚》。被邓丽君启蒙的一代流行音乐人，用音乐表达了他们的敬意。

　　为什么喜爱邓丽君？沈永阁想了想，对我描述了一个画面：《拯救大兵瑞恩》里，在最后的守桥背水一战之前，士兵们在一个残破的小镇上做最后的攻防准备，等待德军大部队的到来。这时，突然有人搬出来一台收音机，著名的法国香颂《玫瑰人生》，就这样飘了出来。士兵们瞬间就呆住了，他们在这歌声里，话题突然变成了远方的亲人和幸福时光，从残酷的战场，短时间解脱出来。“这种感觉，就是在重压之下，突然可以‘呼’的一声，长舒一口气，意识到还有美好的存在。”沈永阁说，“邓丽君的歌声，对于我们那一代人，就是这样的。”

　　摘自2015年第17期《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