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要去住院，我老婆说我们去歌厅唱歌吧。

　　说起唱歌，那种场合我是很少去的，我老婆则不同。她和小区里的几位哥们姐们一起唱歌。一开始是在小区的活动室唱，专门有人伴奏。我老婆五音不全，唱起歌来比杀猪还难听。有人说：“我给你钱，请你别唱了，好吗？”我老婆不服气，就回到家里，专门下载了几首歌，反复听，反复练，反复唱。她又报了名，到社区里跟老师学习发声，竟掌握了一些发声技巧。再次亮相的时候，人们刮目相看，一些高难度的歌曲，她竟然能唱得像模像样。

　　她的代表作是《英雄赞歌》和《故乡是北京》。

　　也只是她自己说，我没有正式听过。

　　我老婆多次央求我陪她到歌厅唱歌，我都没应允，我实在太忙，假如退了休，也许能加入到他们的行列。

　　可这次不行，她明天就去住院了，我能不满足她这小小的心愿吗？

　　我们到了歌厅，订了包房，我老婆就开始电话呼朋唤友。不一会，一帮姐们哥们到齐了，大家开始飙歌，人们都忘记了我老婆是即将要上手术台的人，她自己也忘记了，唱了一首又一首歌。我听了，觉得还真是那么回事，尤其是几首代表作，其中需要高难度的艺术处理，她居然能处理得很好。像《青藏高原》，“那就是青藏高……原”，最后那声音这么高，她居然能顶上去，真像是经过专业训练过的。

　　第二天就住院去了。

　　我老婆患的是乳腺癌。她不相信，她生性乐观，虽然工作关系没进入上海，五十岁时在外地办了退休手续，但是她融入社区，积极参加社区活动，打鼓、拉二胡等等都学过，都干过，还多次代表社区赴东方艺术中心、东方绿舟等处登台表演，平时闲暇就和一帮兄弟姐妹在小区活动室又拉又唱，不亦乐乎，像她这种人怎么会患上乳腺癌呢？谁知有一天她无意间摸了乳房有一肿块，赶紧去医院检查，那医生一摸就皱眉头，初诊是乳腺癌，是良性还是恶性，只有开出来做切片检查才能确诊。我老婆说如果是良性的，我请大家吃饭。

　　最不想看到的结果都一一被验证了，她不仅是恶性乳腺癌，而且淋巴还转移了四个。她是经历过风雨的人，既然豺狼来了，迎接它的就只有猎枪。

　　手术后的几天，我老婆的思想有些波动，但能走动以后，她就几个病房窜来窜去，发现病友们都很乐观，于是自己也乐观起来。她把病友们组织起来唱歌，就如同江姐和狱友们在边绣红旗边歌唱一样，本来沉闷的病房成为欢乐的剧场。我老婆是党员，我开玩笑说：“你可以在病房里成立临时党支部。”

　　其后的化疗和放疗是很难熬的。我老婆经过了八次化疗和历时一个月的放疗，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死去活来，如果不是生这个病，谁也不会将这段长征路重走一遍。

　　然而“三军过后尽开颜”。

　　还不是“三军过后”，其实“开颜”就在过程之中。在放疗期间，我几乎每天跑医院，在走廊里就能听到她们病房里传出来的笑声，仿佛她们不是病人，是快乐大本营中的营员一样。我进入病房，其他病人说你爱人真开朗，教我们唱歌。她们当中有人跳舞，有人表演小品，有人说笑话，如果不是在医院，谁能知道她们是一帮大病患者呢？这不，那位小个子的老朱，就当着我的面表演了一个，惟妙惟肖，逗得大家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忧郁顿时被冲荡得一干二净。

　　我老婆又回到了社区，又回复了原来的自己。她照例练唱歌，等唱熟了，就到歌厅向同志们汇报，同志们伸出大拇指，她就感到十分满足。姐们之中有一个小王一个小胡，都是癌症患者，原来不出家门的，经过我老婆带动，都加入了歌唱的队伍，性情逐渐开朗起来，增强了战胜疾病的信心。

　　有一次我儿子进不了家门，打电话问我们在干吗呢，我老婆回答说我和你爸在歌城里唱歌呢。我儿子说真是玩心不退。

　　我想人生就像一部电视连续剧，可长可短，但每一集都要活出生命的精彩。只要有时间，我一定陪老婆歌唱下去，直到我们走完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