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发现，上海拿出的最大资源是体制机制变革，最强的推动力是政府管理创新。科技创新的最大障碍在哪里？在于体制机制的藩篱。“好的环境不是靠管出来的、不是靠政府的计划排出来的、不是靠财政资金扶持出来的，是靠科学的制度释放出来的。”政府革新先行，就是要打破上述种种体制机制障碍，给科技创新自由生长的空间。

　　制度的背后是文化。政府革新先行的意义，就是要以自身的引领、表率作用，为科技创新带来巨大磁场效应，推动社会创新文化的形成。

　　今天的全球化竞争，与其说是科技创新的竞争，不如说是科技创新文化的竞争。在需要逐级请示、层层审批的制度下，我们已然习惯了对权威的服从，对经验的盲目轻信，对实证研究的轻视，如何能够培育出自由创新的文化？

　　政府改革创新，破体制障碍、拆制度藩篱，除陈规旧矩、扫暮气旧习，由此带来更高的行政效率、更好的公共服务，促成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良好互动关系。这些变革必然对科技创新文化土壤构建形成广泛深刻的影响。（郝洪 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