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报上爆出上海京剧院在温州唱《挑华车》的奇事。说是当地高家庄观众，因主角高宠与他们“五百年前是一家”，坚决不许演他被铁华车压死的戏，演员只能改为挺立结束。大宋朝的高王爷与温州高家庄何干？当时的舆论批评其为愚昧陋习。

　　其实，看戏有忌讳也是我国传统演剧活动由来已久的风俗。上至宫廷庙堂，下至豪门富贾无不尽然。1922年，时任财政次长的张英华为儿子完婚举办堂会。张府特捧小翠花，大轴原定是余叔岩与小翠花的《坐楼杀惜》，加曲友与小翠花合演《借茶活捉》，均是小翠花的好戏。张英华因“惜”与“媳”谐音，大婚之日“杀媳”嫌不吉利；又因张子行三，易联想到剧中的奸夫张文远“张三”，特命改去。小翠花改前《嫦娥奔月》，后与王瑶卿、朱素云合唱《得意缘》，余叔岩则大轴改唱《定军山》。

　　著名剧作家陈墨香的父亲曾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官至卿贰，一生曾任多处学政。有一年任山东主考，同事是学士杨庆麟。考试完毕，大官们请主考看戏，杨学士点了一出《齐人打陈仲子》，陈主考点了一出《长生殿》“埋玉”，是陈元礼逼杀杨贵妃。姓杨的要打姓陈的，姓陈的要杀姓杨的，满座皆惊，疑惑两位主考不睦，二位明白过来，自己都不免后悔。

　　还有一位大官杨昌濬（字石泉），因在浙抚任上督办“杨乃武小白菜案”不力，被慈禧太后革职而名声大噪。他请一位李姓阔佬在吴山看戏，伶人送上戏目，他见有《大保国》，戏名甚好，就点了。江南的织造兼管替皇家采办伶人，自然是戏油子，提醒他这出戏“杨（波）家忠，李（良）家奸，点不得”，他才恍然大悟，改点别戏。

　　有忌讳，也就有影射。最擅长影射的当数慈禧太后。戊戌政变以后，慈禧与光绪母子不和，慈禧太后看了谭鑫培的《天雷报》大喜，因为此戏鞭挞的就是“养子不孝”。她觉得天雷打死张继保还不解恨，命伶人改戏，将张继保天雷劈死以后，由小生改小花脸，到阴曹再打八十大板；又在光绪皇帝的万寿前后几日，连续点谭鑫培、杨小楼唱《连营寨“哭灵牌”》，特地新制满堂白盔白甲白旗，触儿皇帝的霉头来解恨。

　　都说传统戏曲是“写意艺术”。不仅伶人装扮在台上“写”剧中之“意”，台下点戏听戏之人也借戏“写”自己心中之“意”，或者怕被别人误会另有别意，所谓借戏中之“酒”浇自己心中“块垒”。恰恰是传统戏曲有趣有“意”之所在，似不宜仅以愚昧陋习视之。只是表达这种“写意”、忌讳应有个“巧”“拙”的分别。

　　2006年，我们请时年93岁的刘曾复先生来参加“绝版赏析元宵晚会”。大家都想听听刘曾老的《审头刺汤》。因为刘老这出戏很接近余叔岩的唱法，词句唱腔皆比时下流行的唱法隽永。当年，余叔岩在百代公司灌片，原定有这段“四平调”，不知为何临时没灌，成了余迷的大遗憾。可是，刘曾老一听就面犯难色，说：“这戏我吼两句倒没问题，可这大过年的又是‘人头落’，又是‘过往神灵饶过谁’，太不吉利了！”因而，他老人家改唱一段吉祥戏《蟠桃会》，皆大欢喜。这是改得巧。

　　拙的是，有些晚会同样为了取吉祥之意而胡改唱词。譬如某春节晚会请言兴朋唱《上天台》“二黄慢板”，最后一句原词为“又听得殿角下大放悲声”。可能是嫌“悲声”不吉利吧，竟改成“大放欢声”。观者无不喷饭。因此剧为姚期之子姚刚劈死郭妃之父，郭妃上殿来向皇帝哭诉，死了爹而“大放欢声”，简直不像人话！最可笑的是电视里这么一唱，竟被兴朋的徒儿们奉为圭臬，都这么唱起来，可谓谬种流传。按，据伟品兄说，他的老师宋湛清（与其表兄李家载同为言派传人）认为“大放悲声”原词也不甚妥当。即使皇妃在金殿之上“大放悲声”亦不成体统，所以宋老唱作“似有人声”，就是说听到了嘤嘤抽泣之声。如果这么改，显然就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