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我想上学

　　后来，我被调到林业局广播站去了。人家都说是重用，可我爱上了这个小广播站，我是哭着走的。

　　“清河林业局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这成了我的新呼号。这里不但有话筒，还有录音机了，我第一次听到自己从录音机里发出的声音。广播站各工种分工明确，按部就班，机关式的正规。我和播音员王敏、王照云的声音覆盖了山上各林场，山下各单位。那年代，我在“全局联播”里常说的话是：“全力以赴投入春季造林大会战”，“护林防火，人人有责，完成次生林抚育任务”，“汽运处冬运任务”，“贮木场职工大会战”，“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

　　有一次，省电台记者段续来林区采访，临近结束时，给我们讲了新闻业务课。在这次课上，我第一次知道，广播稿还分为消息、通讯、评论。我试着采访编辑，林场的一位老职工主动让房给他人，我采写了一篇小通讯，投给了省报，看到自己的字变成了报纸上的铅字，好兴奋啊！报社的编辑为了鼓励我，送了我一本书——《新来的小石柱》。我看到编辑从一架子书里挑了这本书，还动了小心思：我也不是小孩，怎么送我一本少儿读物？也许在编辑眼里，我还没长大。拿着这本书，走出报社大楼时，我感觉到面前的地段街更宽了，霁虹桥更美了。

　　回想上世纪70年代中期，正是文化饥渴的年代，在我懵懂的状态中，专业老师的点拨，让我隐约看到方向。

　　我想上学。那时，基层推荐、层层选拔才能成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如能被推荐，已经是万幸，没有什么选择专业的余地。我几次被推荐，都没有成功。与我擦肩而过的学校是：沈阳铁路技术学校，大连外国语学院，还有一个林管局的师范学校。

　　那时，我没有什么职业方向，能去什么学校，将来就从事什么职业，缺少选择，是我们这一代的常态，赶上什么是什么，遇到什么就算什么。我距离这几个学校一步之遥时，曾设想过：进了这个学校，我将来当一个铁路技术员；进了那一个学校，我将来当一个翻译；或者，我将来当一个老师。一次次希望，一次次失望。1976年，国家动荡不安，我也迷茫了。

　　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我家邻居王福叔叔从省电台钟琳老师那儿得到一个消息，说电台正在招生。王叔把消息带到我家：“让你家一丹去试试？”我在迷茫中简直不敢相信。我想起当初知青伙伴的话：“没听出来，是省电台播的，还是你播的？”省电台，那是我每天转播的台，是在电波中熟悉的台，然而，它离我太远了，远到我没法想象。

　　我去省电台试音。播音组在松花江街那个古老的小楼的二层办公室。钟琳老师告诉我：“不是省台招生，是省台受北京广播学院委托，对考生的播音业务进行考核。”

　　北京广播学院！不知道钟琳老师有没有看出我内心的狂喜，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世界上有个北京广播学院！难道这之前我错过一个个学校，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无比适合我的学校在前面等着吗？我遇到了！

　　杜敏带我去录音，她是北京知青，被选拔到省台做播音员，她的声音好悦耳啊！我在去录音间的路上，不免有些自卑。她一直在热情地鼓励我，把我送到省台录音间的话筒前。发给我的稿件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

　　这是1976年冬。国家大转折与我个人的大转折，恰好相遇了。

　　1977年元旦过后，我出了北京站，犹豫着，先去看天安门，还是先去学校报到？还是先报到吧。大1路车一路向东，郎家园、定福庄、梆子井，那一片菜地后面的灰楼，就是北京广播学院吗？

　　老师和颜悦色：“哪个省来的？”“黑龙江。”“家在哪儿？”“哈尔滨。”“原来做什么的？”“知青。”“这东北味儿！你口音很重啊！”

　　不敢吱声了。心想，我有口音吗？我是俺们那疙瘩口音最标准的，再说，哈尔滨话不就是普通话吗？

　　后来我才明白，我回答问题的最后一字恰巧都是一声，阴平，最容易暴露东北话特点。而当时更严重的问题是，我根本就听不出东北话和普通话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