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遂从饭店搬出，暂时与邓颖超分开，住进了谭忠余和周惠年刚刚建立不久还无人知晓的家中。周惠年后来对子女回忆道，周恩来搬来后，和谭忠余睡在里间的大床上，她则在板凳上搭块板睡在外间门口，保护周恩来的安全。由于风声很紧，周恩来只能昼伏夜出，每每都是等天色昏暗后化装外出活动。周惠年清楚地记得，那次周恩来化装成日本人，在匆忙更衣时，把两只脚伸进一条裤腿里，逗得他们夫妻俩大笑。

　　向忠发被捕后，党在上海的工作遭到了严重破坏。谭忠余在上海也无法工作了，被周恩来派到鄂豫苏区工作，周惠年随行。鄂豫苏区丧失后，谭忠余和周惠年转入地下。因谭忠余一口上海话，无法从事地下工作，组织上又将他们夫妇调回上海。回到上海后，他们得知，谭忠余已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在上海也无法待下去了。1932年，党组织将谭忠余派往苏联学习，此时周惠年刚刚生下女儿12天，只能留在国内。谭忠余临行时依依不舍，将自己平日戴的一块手表送给了周惠年，并对她说：“此次分别不知还能否再相见，你若能找到更好的人，有机会托人给我带个口信就说表坏了。”两人洒泪分别。4年后的1936年，谭忠余与几个同志从苏联回国，组成一支带着武器、电台的骆驼队，从蒙古入境，走到三边时，因口渴在井边喝水时露出了腰间的枪，被敌人发现，惨遭杀害。关于谭忠余的牺牲情况，是周惠年到了延安后周恩来告诉她的。

　　李得钊：“我决不自首”

　　谭忠余走后，音信全无。周惠年一边带着女儿一边忙着交通站的工作。中共临时中央机关被迫从上海撤往苏区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央分局，李竹声任书记，李得钊任秘书长，负责人还有盛忠亮、黄文杰、秦曼云等。早在两年多前，周惠年在中央军委招待所工作时就认识了李得钊，她对这位有文化有修养的军委秘书印象很好。此时，她带着孩子整天忙着工作，得到李得钊的格外照顾，两人日久生情。为便于工作，经组织批准周惠年与李得钊结为夫妻。为了迷惑敌人，周惠年带着女儿和扮成李得钊母亲的夏娘娘一起住在法租界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附近的一所房子里，周惠年与夏娘娘以婆媳相称。夏娘娘，名黄友梅，是赵世炎夫人夏之栩的母亲。夏娘娘随女儿女婿参加革命，此时女婿已经牺牲，女儿夏之栩从莫斯科回国后被分配在全国总工会女工部，同在上海一个机关工作，但母女俩不得相认，很少见面。

　　李得钊是浙江永嘉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7年初回国后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委派在广州、武汉、南昌等地为东方大学招收学员。1928年在团中央工作，编辑《红旗》杂志。后来调往中共中央军委机关、中共特科、上海中央局工作。周惠年回忆：“得钊生前性情忠厚老实温和，没有什么脾气，常帮我照看孩子，在工作中很听从组织的话。在苏联学习了一个多月就当翻译了。他的英文也较好，常常翻译一些英文稿子发表。”

　　1934年6月的一个晚上，李得钊在中央分局机关被捕。李得钊被捕后不到一个小时，周惠年在家里也被捕了。此时她已怀孕六七个月了，行动困难。敌人审讯时，周惠年坚称自己不识字，什么都不知道。在上海租界高等法院受审时，她居然见到了日夜担心的丈夫李得钊，夫妻二人相对无语，只能用眼神交流。两个月后，李得钊的战友、同在上海中央分局机关工作的黄文杰给周惠年聘请了律师，将她营救出狱，党组织仍然派夏娘娘与她以婆媳相称，住在上海的鸿翔旅馆待产。

　　李得钊却被解送到南京，关押在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在看守所，李得钊多次被严刑拷打，虽有叛徒指认他，但他态度坚决，拒不承认。敌方派了一名浙江籍的法官审讯他，这个法官以“同乡”的名义劝他办个“登记”手续。当时“登记”的人不少。但李得钊拒绝了，他说：“我决不自首，自首了就对不起自己的朋友！”李得钊还对这位“同乡”法官说：“我的肺病已到了第三期了，寿命是不会长的，你就是不杀我，让我坐班房，也会病死，倒不如现在死还痛快。”

　　法官最终没判他死刑，只判了他15年的徒刑。判刑后，他被从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移送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李得钊在服刑期间，健康越来越差了，难友常常把食物节省下来给他吃。有时狱外送来食物，难友们也尽量照顾他，给他多分一些。刘顺元看他身体越来越不行，很为他担忧，托人购买了进口的“代乳粉”送给他。

　　身陷囹圄，她与李得钊隔栏相望

　　周惠年分娩23天后的那个清晨，在上海鸿翔旅馆又被捕了，距离上次被捕只有2个多月。她牵着2岁的女儿、抱着未满月的儿子，和“婆婆”夏娘娘一起被押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这是周惠年人生中的第三次被捕。周惠年在敌人的拷问下，还是坚持6月间被捕时的口供，说自己叫李周氏，是一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问她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可是这次被捕没有上次幸运了，一家四口被押解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在周惠年被带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的当天，竟然又见到了她日夜思念的丈夫李得钊。李得钊就关押在她的牢房对面。周惠年抱着儿子与李得钊隔栏相望，周惠年因患眼疾已经看不见丈夫了，但李得钊能看见她与自己的儿子。李得钊轻声地说：“你也来了！”周惠年听到丈夫的问话，激动得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她有一肚子的话要对丈夫说，可她只说了一句：“我和孩子都来了。”谈话被狱警发觉，不久，李得钊被关到别的牢房里去了。后来，周惠年在看守所里洗尿布时还远远地看到过丈夫几次，夫妻两人虽有千言万语，只能相顾无言。

　　大约半年以后，国民党的国民大会要召开，大赦政治犯，重的可判轻一点，轻的可判无罪，但要送反省院。周惠年与夏娘娘以及两个孩子被送到了苏州反省院。

　　苏州反省院的生活条件比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要好一些，但精神上的折磨却使周惠年度日如年。她与夏娘娘以及孩子们被看守称作“老共产”“小共产”，天天被逼着“反省”“自首”“保证以后不再反政府”等等。女儿是狱中之花，儿子是狱中最小的犯人，被难友们亲切地称作“囚童”。为了纪念他们的父亲，出狱后周惠年给女儿取名为谭小余，给儿子取名李钊。 

　　在苏州反省院，周惠年遇到李默农（廖承志的姐夫）和季凯。他们告诉周惠年，他们是从中央军人监狱转过来的，在那里他们与李得钊关在一起，李得钊常常提到母子俩，嘱咐他们，今后如果有机会，请他们照顾惠年母子。周惠年回忆：“那时大家都很艰苦，但李默农能从何香凝那里得到接济，所以他们大约一个星期就能给孩子送来炼乳等食品。每个季度夏娘娘也能从外面得到十块钱的接济。夏娘娘把我和孩子看成自己的亲人，我的难友们还真的以为我是她的媳妇呢。李默农、季凯出狱时，每人给我们留下十块钱。”

　　渐渐地，儿子能在反省院到处跑了。周惠年常常给反省院的人织毛衣，以此换来两个孩子自由出入牢房的机会，两个小孩常往男牢房跑，带回男牢房的难友们送给他们的烧饼等食品。

　　1936年的秋天，反省院的头目告诉周惠年，李得钊在狱中死了。周惠年明白，等待与得钊重逢的机会没有了。她虽然非常悲痛，但为了孩子们，她依然装作无所谓，没流一滴眼泪。

　　李得钊是因患肺病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逝世的，年仅3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