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主旨的西泠印社，是一个蜚声海内外的金石篆刻研究学术团体。社长一职，举足轻重，备受社会各界瞩目。自1927年缶翁谢世后，掌门人一度虚席以待。抗日战争的爆发，按惯例每十周年举办的社庆活动也被迫中止，直到1947年重阳节，印社补行了一次重要的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并公推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为社长。

　　马衡(1881—1955)，字叔平，号无咎，别署凡将斋。浙江鄞县人。早年就读于南洋公学，研习经史、金石。与马裕藻、马鉴、马准、马廉昆仲五人分别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任教，享誉学界，被称为“五马”。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马衡出任古物馆副馆长。1934年被任命为院长。抗战初期，马衡临危受命，组织故宫博物院进行了史上最艰巨的库藏文物南运西迁工作。上万箱各类珍贵的藏品，经过马衡周密的策划与调度，跋山涉水，辗转数千里，全部安全抵达大西南，使这批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瑰宝，免遭被日寇掠夺与损毁的命运，厥功至伟。

　　马衡一生锐志于金石学、考古学研究，在石鼓文、度量衡、汉魏石经等方面多有建树，并注重科学实地考察和田野考古发掘，对乾嘉以来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的转型过渡，有着承前启后之功。基于马衡在金石考古学术领域的崇高威望与杰出贡献，又是浙江籍的西泠早期社员，擅长书法篆刻，并身居国家级博物院要职，推举他出任西泠印社新掌门，得到了社员们的一致拥戴。这也是继缶翁之后，社长人选从原先侧重金石书画创作，向有社会影响力的学者专家拓展，对提升印社的学术地位，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遥领社职”的马衡也是一位出色的篆刻家与印学理论家，不仅出版了《鍴庐印稿》、《凡将斋印存》等个人印谱，还发表有《谈刻印》一文。在该文中，马衡言近旨远，直抒己见，除阐述有关玺印的名称、形制、钮式、文字、材质等印学专业知识外，也针对同期一些“不知六书为何物”、印文多谬误、刻印徒逞刀法、“剑拔弩张、狰狞可怖、毫无美感可言”却沾沾自喜的印人进行尖锐批评。马衡刻印强调“重在印文”，他对成为一个合格的印人所需掌握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更高要求，称：“刻印家不但古印应研究，即一切金石文字也在研究之列。故金石家不必为刻印家，而刻印家必出于金石家。”对以往将篆刻家混称金石家的说法，作了科学的界定。此外对古籍与书画上的收藏印，马衡又称：“尤不可以恶劣之印污损名迹，此责应由刻印家负之。”印人当有“应具备之道德，应充实之学识，应遵守之规律”，他将印人品德与学养，视为立足艺坛，成就事业不可或缺的要素。

　　马衡篆刻宗法秦汉，间涉吴熙载、赵之谦，所作字法谨严、气韵醇厚，古玺印的各类印式在他刀下一一再现，表现出渊雅纯正、质朴自然的古典之美，是典型的学者印风。而马衡对当时风靡于印坛的缶翁及齐白石的作品颇有微辞，西泠两位早期社长的篆刻审美观如此大相径庭，也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

　　马衡在《谈刻印》称缶翁刻印“椎凿边缘，以残破为古拙……独怪吴氏之后，作印者十九皆效其体，甚至学校亦以之教授生徒，一若非残破则不古”。他不仅对缶翁的做印法不以为然，对效仿者更为担忧。然而我们站在印学发展史上来观察，缶翁在篆刻艺术上的成就是远超马衡的。印坛自皖、浙两派兴起，诸多印人已在主动追求自我印风的突破和审美多元化上做努力。吴氏雄浑大气的个性化写意印风，较马氏规矩绳墨，略带拘谨的隐性风格，既符合艺术发展的潮流，在艺术气氛上也远胜之。讲究字字有来历的马衡以重现古印范式与意趣为主旨，是滞后于时代步伐的。也许我们要宽容地承认，以文字为载体的篆刻艺术既要讲学术，但又不能完全被学术所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