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拐卖儿童”话题不断，刑罚争论甚嚣尘上。然而，我们身边还有一群同样陷入困境的孩子，他们或是躲避父母离家出走，或是外出打工没有着落，继而流浪街头。

　　根据民政部日前发布的《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去年各地救助流浪未成年人17万人次，提升“吃穿住医行”保障的同时，也遭遇一系列瓶颈。

　　隐瞒信息，有家不愿回；生活无着，没家可以送；多次流浪，到家又出走……这些孩子的回家路更艰难、更漫长。如何甄别他们的身份？怎样解开离家的心结？能否达到救助的初衷——送流浪儿回家，是为了让他们不再流浪。

　　赌气出走

　　删掉所有通讯录

　　“我是汶川地震的孤儿，无父无母。”“孤儿院着火，我逃了出来。”头发剃得极短，眼神透着叛逆，小诗被送到位于蒙自路的上海市救助管理站时，工作人员以为眼前是个男孩子。

　　自报只有10岁，却用布条将胸部裹住；自称“水亦诗”，拒绝透露真实姓名；说在孤儿院长大，但被问及细节却漏洞百出，女孩明显有所隐瞒。

　　经过反复劝导，小诗逐渐放下戒备，敞开心扉。原来，她已经14岁，来自湖南，确实曾是一名孤儿，但多年前就被一户人家收养，与养父母和两位兄长的感情一直很好。不久前，最亲近的二哥将女友带回家，让她心生危机感。眼看一家人将注意力都倾注在“外人”的身上，不禁嫉妒和失落。

　　“他们都不爱我，不要我了”“与其再次被抛弃，不如自己先走”，小诗选择离家出走，她掰断了手机芯片卡，删掉了所有通讯录和通话记录，“不给自己留退路”。

　　“现在孩子流浪的原因，已经跟以前大不一样了。”魏庆春科长从事救助工作16年，在统计近年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科的接收情况时发现，自主离家的比率逐年提高。“以前，流浪儿童年纪较小，很多是被不法分子胁迫、诱骗、利用，现在更多是对家庭不满、逃课厌学、外出打工等自发出走。”

　　“家人肯定在找你，二哥也一定急坏了。”“最温暖的地方永远是自己的家，这里只是暂时的避风港。”听了大姐姐们的话，小诗眼里泛起泪花，终于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并留下QQ号联系她的养母。

　　电话那头，小诗母亲的声音由焦急转为欣喜和疑惑：“我们都快急疯了！孩子平时非常懂事，为什么突然离家出走？”了解缘由后，她不断感叹自己太粗心，随后母女俩也通了电话，互诉衷肠消除误会。

　　“年幼时她失去过一次家庭，心理非常脆弱，如果发现异样，应该及时加强沟通。”两天后，小诗的家人从湖南赶来，工作人员建议道。

　　反复流浪

　　八次进入救助站

　　并不是所有孩子都像小诗那么幸运，这已经是佳杰第八次进救助站了。

　　“出生在江苏海门，生活在崇明，父母离异，从9岁起到处流浪，三年来以乞讨为生，睡在桥洞和废弃建筑，每次护送回去没多久，就会再次离家出走。”在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科，几乎所有工作人员都对他的情况了如指掌。

　　“外面散养惯了，你们别管他，自生自灭好了。”佳杰从小缺少母亲关爱，父亲没有固定工作，对他的管教简单粗暴。“这个孩子不会好了！”长期流浪生活，佳杰沾染上一些不良习气，就连当地村委会也对这个流浪儿失望甚至排斥。

　　目前，接收流浪未成年人后，救助站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协助他们返乡。一是联系孩子的监护人，对方凭借相关证明材料，亲自将孩子接回；二是对接其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将其接返；三是派出工作人员，护送孩子返回家乡。

　　听到孩子的消息后，多数父母会在第一时间接他们回家。但令人唏嘘的是，也有家长在电话那端淡漠地说：“孩子经常跑，家里都习惯了，你们给买张票，让他自己回来吧。”

　　少数流浪未成年人，因家庭功能和社会支持的缺失，屡救屡返。像佳杰这样的孩子，即使由救助站送回家，也一定会再次流浪，紧接着就是第九次、第十次进站。如何让他不再出走？如何改变生存环境？工作人员决定将他留在站里，开展干预。

　　随意拿他人物品、一语不合就挥起拳头，佳杰经常与其他孩子发生矛盾。救助站与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合作，邀请专职社工介入心理疏导。第一步是纠正他的偏差行为：遵守每天的行为规范、学写自己的名字、遇到不顺心先深呼吸、观看法制教育宣传片，佳杰的性格逐渐稳定，认知也走上正轨。

　　同时，工作人员也多次走访佳杰家乡，不仅劝告他的父亲承担起监护人的义务，而且联系村委会提供更多帮助。

　　三个月后，当佳杰踏上返乡路时，一个关爱网络也已织成——父亲会主动询问他的去处，尝试与他多沟通；村委会正为他的学籍问题争取政策，让他尽快返回校园；社工则仍在继续跟踪回访，防止他再次脱离社区、家庭，到社会上流浪。

　　外出打工

　　被网友锁在宾馆

　　下周二，崔丽就能回家了。

　　“这是我第一次离家，网友说上海打工机会多，我就来了。”半年前，崔丽辍学在家，跟着父亲干农活，抱着补贴家用、见识世面的想法，问家里讨了几百元钱，上个月从老家广西钦州出发。

　　谁知一到上海，网友就把她反锁在宾馆，偷听到他说要把自己送到会所，崔丽从两楼跳窗逃了出来，流浪街头。进救助站时，14岁的她虚报了年龄，“听说16岁可以打工，我想早点出去。”

　　这一个下午，未保科新接收的三名青少年均是因为“打工无着”。“你们以为上海遍地是黄金？连身份证都没有哪里去找工作！”“做满50个俯卧撑可以出去，就你这身板、这力气，怎么打工？”工作人员一边开玩笑，一边向他们普及法律知识——年满16岁，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生活，才可视为完全行为能力人。

　　然而，并不仅是孩子存有误区，当救助站联系崔丽的家人时，对方回答：“她不是在上海打工吗？挺好的呀！”完全没有意识到已经违法。由于她的家人不愿来沪接回，救助站将派员送崔丽回广西。

　　“春天种的辣椒，现在应该摘了，回家帮我爸一起卖。”“以后再也不信网友了，等到满16岁再出来打工。”在救助站，工作人员的劝导与教育在崔丽心底扎根，原本觉得“上学浪费家里钱”，如今她已经期待开学重返校园。

　　加强正确的自我认知与法律教育，这是家庭、学校、社会应当承担的责任。2012年起，民政部相继开展“接送流浪孩子回家”“流浪孩子回校园”等专项行动。

　　魏庆春坦言，各部门都应“跨前一步”，构建社会支持体系。伴随流出地加强管控，作为流入地的上海，未成年人流浪现象已经有所改善，相比2012年之前减少五分之四。

　　只言片语

　　八年寻亲终回家

　　身份的查找与甄别，是送孩子回家的关键。姓名、籍贯、年龄、住址……这些简单不过的信息，却常是救助工作的难点。

　　对小韦刚进救助站时的样子，未保科副科长周伟明记忆犹新，这个看上去只有七八岁的“小不点”。孩子自称“韦天宏”，随爷爷来上海后走散，露宿火车站时被民警发现。

　　根据他的口音，周伟明判断他来自西北地区，但按照自述的姓名，查遍了山西、陕西等主要地区，均没有找到相符信息，只能先安排孩子住在站里。

　　不曾想，这一住就是八年。在救助站和工读学校，小韦学习文化知识，掌握烹饪技能，从小不点长成男子汉。寻亲从未停止：通过全国打拐DNA数据库比对，借助报纸电视和网络平台寻亲，一个个查询电话，一封封协查函，一次次信息比对，全部石沉大海，他的身世依然成谜。

　　“对不起，我说谎了。其实我姓季，是跟着一对夫妻到上海的。”去年的一天，小韦突然找到周伟明，“我想回家了。”但是，由于离家时年纪太小，他只记得自己及家人的姓名读音，对家乡更是印象模糊。

　　“火车站有三尊白色塑像。”“我们那儿出产当归和洋芋。冬天老家种上麦子后，大人会带着孩子去外地乞讨。”听似平常的一句话，引起工作人员的注意。

　　前几年冬季，大人带小孩来沪乞讨最多的便是甘肃岷县一带。进出岷县地区的主要门户就是陇西，其火车站有老子李耳和秦王李世民的白色塑像。

　　将查找范围缩小到岷县后，尝试用各种同音不同字的轮换组合，经过上百次尝试，终于在岷县维新乡找到了小韦父亲的信息。救助站向岷县发去协查函，在民政部门的配合下，查实了小韦的户籍身份，但是暂未找到他的家人。

　　“韦天宏”原来是“季田弘”，出生于1994年，已经20岁了。户籍的重要性不言自明，直接影响到生活就业和社会福利，查明户籍也意味着小韦的“新生”。经过26小时火车行程和6小时汽车颠簸，小韦回到老家维新乡，并且办理了身份证。

　　力量汇聚

　　逃婚女孩找新家

　　粉红色卡通上衣，披肩长发扎成一束，14岁的柳艳仍透着稚气，然而她的脸上，却挂满与年纪并不相符的哀愁。

　　“求你们别送我回去，我不想嫁给那个‘老男人’！”一进救助站，柳艳就哭了起来。她来自贵州毕节市威宁县的一个小乡村，父亲嗜赌成性，收了800元所谓的“彩礼”，将还在读初中的她许配给同村一名34岁的男子。

　　抗争不成，柳艳选择“逃婚”。离家出走后，她辗转来到上海，身上的钱花完了，不满16岁又无法打工，独自在上海南站徘徊无措时，被徐汇公安民警发现。

　　根据柳艳提供的信息，救助站很快就核实了她的户籍身份，并联系到她的父亲，下一步，就是安排工作人员护送返乡。然而，面对“我的女儿我做主”态度强硬的柳父，看着一想到回家就潸然泪下的柳艳，工作人员陷入“两难”——

　　不送她回家，不符合救助管理的规程。但是现在送她回家，不就是送羊入虎口？

　　救助站社工科副科长唐敏之是个“80后”，柳艳的经历让她动容。于是，一边联系当地民政部门和村委会，希望对方出面劝导干预；另一边寻找柳艳的其他亲属，为她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

　　半个月后，转机出现。柳艳在广州的姑妈表示愿意接纳她，当工作人员将柳艳送回贵阳救助站，她的堂哥已经带着柳父签署的委托书等候，完成交接手续后，柳艳被接到广州生活。

　　“流浪未成年人从‘回家’到‘回归’，是一个跨地域、跨专业、跨部门的综合性问题，非一家之力能解决。”市救助站站长朱希峰强调，只有凝聚社会力量织起防护网，才能有效解决未成年人流浪问题。“通过必要的转移监护、放弃监护、临时监护、委托监护等措施来补充、完善家庭监护功能。”根据民政部部署，力争于2016年完成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形成“家庭、社会、政府”三位一体的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工作格局，从源头根除流浪。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