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流浪成为孩子的一种生活方式。”流浪的根源何在？又该如何根治？记者专访上海政法学院教授、上海市未成年人法研究会会长姚建龙。

　　家不成家

　　流浪成“艰难抉择”

　　记者：近年，未成年人流浪情况发生变化，自发离家出走的比例逐年上升，您认为这是为何所致？

　　姚建龙：我们经常说，家是停泊的港湾，是温暖的依靠，尤其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对家庭、对亲情都有非常深的依恋。那么，未成年人为什么会选择离家出走？除了受到诱骗或是教唆外，更主要、更深层的原因，是家已经无法提供应有的庇护、抚养、教育等功能。

　　被父母遗弃、虐待或者父母双亡、离异、服刑、被强制隔离戒毒等，是中国很多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的现状。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面对“家不成家”，流浪成为这些孩子无奈而艰难的选择，正因如此，导致“送了跑，跑了送”反复流浪成了不得不直面的现象。

　　记者：这种情况下，送孩子回家存在哪些困难？

　　姚建龙：首先是身份不明，各种原因导致难以甄别核查，找不到家。其次有些孩子先天残疾或是轻微犯罪，父母不愿接回。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是孩子对流浪地有了感情，例如我遇到过一个孩子，救助站帮他买好返乡车票，但他觉得已经融入上海，就偷偷把车票退了换成钱，继续留了下来。

　　特殊群体

　　救助需要“专业化”

　　记者：目前，针对流浪未成年人，救助的流程与渠道是怎样的？

　　姚建龙：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公安机关、城管部门发现流浪未成年人，应当护送到救助保护机构。民政部门则要主动开展救助，承担临时性的收容安置、照顾教育和甄别送回的工作。

　　同时，也鼓励社区街道、居委会等基层组织，劝告和引导流浪未成年人向公安机关、救助保护机构求助，并及时向警方提供线索。此外，民间机构也是对政府救助非常重要的补充和监督，应当给予一定生存空间，并加以规范与指导。

　　记者：您认为，目前流浪未成年人的救助工作现状如何？

　　姚建龙：这些年，各界对流浪未成年人的重视不断提升，从政策法规到执行配套均有所改进，各地民政部门也有专门承担相关服务的机构、人员和经费，并且做到与成年人分开。

　　救助需要大爱。流浪乞讨儿童经常伴有身体残疾或是不良行为，与他们打交道需要耐心与爱心，如果只是当成任务，难免会有疲惫和懈怠，所以我要向救助工作者表示敬意。

　　同时，救助需要专业。他们的服务对象是一个特殊群体，不是管口饭、管个住处这么简单，需要依靠社会工作、心理学、教育学、法学、医学等全方面的知识与经验。救助工作要逐步走向专业化，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

　　为了孩子

　　不是“听上去很美”

　　记者：您认为，“送孩子回家”需要遵循哪些原则？

　　姚建龙：“送孩子回家”听上去很美，但必须遵循“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与方法。如果送往的地方已经不能称之为家，就是治标不治本，甚至是“饮鸩止渴”。

　　孩子的流浪，是因为没有家，那就要让家成为家，这主要不是恢复家庭结构，而是恢复家庭功能。让孩子重拾安全感、幸福感，家庭功能需要社会替代和补足，重建这个家，需要社会各方与国家力量的协力。例如，所在的社区、街道提供支持，不仅是福利保障，更要关爱与辅导。

　　此外，需要流入地与流出地的衔接机制，例如针对长期或是反复流浪的孩子，他可能已经不适应原本的生活方式，要依靠两地的沟通与对接，只有当真正有了家，我们才能说是把流浪儿童送回了家。

　　记者：对于未成年人流浪的救助，您有什么建议？

　　姚建龙：孩子的问题，一直都是社会问题的折射。救助流浪未成年人，需要跨部门的合作机制。民政部门是救助流浪乞讨者的第一责任人，但它主要是起到了“托底”的作用，主要发挥的作用，是避免发生最坏的结果。

　　义务教育是否到位？居住保障是否完备？监护权问题是否存在？孩子的身心是否得到关怀？流浪的原因是多元的，既然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就得依靠社会各机制联合运转，才有可能改善与解决，做到从“送孩子回家”到“吸引孩子回家”。

　　本报记者 范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