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它是摆脱日本战后体制的一次战略突破。安倍毫不讳言他最尊敬的政治家是外祖父岸信介，岸信介遗传给他的也恰恰是回归战前的政治基因。祖孙俩孜孜以求的是摆脱战后体制，特别是以第九条为标志的和平宪法及战后长期坚持的“专守防卫”国策。

　　安保相关法案若能成立，意味着日本即使没有直接受到攻击，也可以在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名义下对他国行使武力，这是导致宪法第九条名存实亡的颠覆性变革。如果对这一动向不加揭露和阻止，日本最终将成为一个可以对外派兵、参与战争的“正常国家”，偏离二战以来的和平道路。

　　其次，它是针对中国和平崛起的一种战略威慑。在酝酿和审议安保相关法案过程中，安倍及其追随者始终强调日本安全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有必要增强抑制能力和威慑能力。而安全环境发生变化的最大依据是中国军费持续增长，是中国在东海和南海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势等。

　　安倍复出后在口头上表示过愿意改善中日关系，但他无论推行“战略性外交”还是调整防卫政策，无不以遏制和威慑中国为战略导向。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也坚如磐石，任何用军事手段迫使中国就范的图谋注定要破产。

　　第三，它是配合美国重返亚太的一场战略博弈。安保相关法案在众议院特别委员会通过后，美国国务院在第一时间表示赞赏，这决不是敷衍之词。奥巴马上任后致力于推行重返亚洲战略，加大对亚洲最大盟国日本的倚重。2014年奥巴马访日时公开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今年安倍访美时两国又敲定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规定日本有义务在全球配合美军军事行动，等于是给安倍内阁出台安保相关法案发放了“准生证”。

　　当然，日本为美国分担防务责任，换来的是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力挺日本，是美国对“夺回强大日本”的政治支持。　　吴寄南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