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圣约翰的精英

　　1918年的5月11日，黄素娥因病去世，这个年份，刚好是她与卜舫济结婚30年，这时，圣约翰书院已经成为圣约翰大学，在上海，某种意义上，圣约翰大学已经超越了同为基督新教的沪江大学，而黄素娥这个中国女子，在生命意义上，她给卜舫济带来了三个孩子，但在更辽阔的社会意义上，她为圣约翰大学注入了一种不可替代的能量，成为圣约翰文化之一。

　　1919年，圣约翰大学建校40周年，已经毕业离校的一些校友，其中有上海史将要深刻记住的刘鸿生，为纪念黄素娥女士，自发募捐，用75000两银子建造了一个叫交谊室的空间，交谊室的交谊厅中，悬挂有精绘的卜舫济、黄素娥夫妇半身油画像各一幅。

　　自1888年卜舫济主持圣约翰书院起，到1919年圣约翰建校40周年，40年里，圣约翰大学在空间的意义上已扩展到了228亩的广阔地域，而从人才培养上更是荣获了“东方的哈佛”、“外交家的摇篮”等赞誉，从这个学校中走出的精英数不胜数，为纪念黄素娥女士而毅然捐出巨款的刘鸿生是其中一个，这男人，从宁波定海来到上海，又在圣约翰接受了其时最完美的教育，虽说因不接受卜舫济让他前往美国做一个牧师的终极安排，但在兄弟刘吉生的陪同下，闯荡中国大地许久，为英商开平矿务局出产的优质煤炭在上海市场顽强地开辟着通道，从而完成了中国第二代大成功的买办必须积累的第一桶金，当他为黄素娥掏将出白花花银子时，其实已信心百倍地甩掉了头上买办这顶并不怎样的帽子，他已擎起“实业救国”的大旗，在上海，不仅让“煤炭大王”皇袍加身，还让“水泥大王”、“火柴大王”、“实业大王”等皇冠加顶，一举成为中国民间的四大家族之一。

　　刘鸿生是圣约翰大学培养的精英中的一个例子，类似例子不胜枚举，从这个大学校门先后走出的民国精英有：外交家顾维均，政治家宋子文，新闻家邹韬奋，建筑家贝聿铭，实业家荣毅仁，会计家潘序伦，宗教家丁光训，以及中国基督教青年运动会领袖余日章，在美国，有哈佛、密歇根、加利福尼亚等大学无条件地接受圣约翰学生进入他们的大学，鼎鼎大名的耶鲁大学同意免试招收。

　　圣约翰的精英无法说尽，这里再说一个，他就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文化史家林语堂。

　　出生于福建一个基督教家庭的林语堂，于1912年进入圣约翰大学，他的进入，显然与家庭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我们就不详尽叙述了。林语堂进入圣约翰大学后，对这家位于苏州河边的大学有着相当好感，不过，这份好感从来没有让他对读书产生过分狂热，他的理论是，“无论做什么事，一生地不愿居第一”，也因此，他从来没有为考试而“填鸭死记”，他很是不屑班上的一个笨蛋，“他对教授所教的各种学科都看得十分正经”，而在这个“笨蛋”看得十分正经的时候，林语堂却去钓鱼消遣，那是“因为圣约翰大学濒临苏州河湾，所以可以去捉死鳗鱼、鲦鱼和其他小鱼，以此为乐而已”。

　　诚然，圣约翰大学能举出优秀的毕业生如顾维钧、施肇基、颜惠庆等，他们都曾任驻美大使，但是就英文而论，圣约翰这个大学似乎是为上海培养造就洋行买办的。林语堂没有成为洋行买办，却成为一名著名学者。

　　当鲁迅与林语堂相继都来到工部局的上海避居，他们之间的关系便由当初北京时期的盟友而转化为各持说法的陌路人，鲁迅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做“匕首”和“投枪”；林语堂则强调文学的幽默，认为人生最重要的还在于性灵闲适。鲁迅对此还击，他认为中国并无幽默，要有，也只有“将屠夫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一类的东西，这样的说法，让林语堂十分的不快，继而产生不以为然的反感。但最终与鲁迅反目的林语堂其实对鲁迅怀有极大的敬意，这个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儒雅之士，在闻知鲁迅去世的消息后，在怀念文字《鲁迅之死》中这么说：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