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进步思想

　　1936年10月的一天，中华职业学校的同学响应大同大学学生号召，走出校门，汇入了浩浩荡荡的学生请愿队伍，步行几十里，到达江湾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前，要求市长出面答应抗日。

　　第二天，同学们对请愿活动议论纷纷，有人说这种活动毫无意义，但与我同是土木科的同班同学孙福元认为，这次行动显示了学生坚决抗日的意志，也起到了“唤起民众”的作用。

　　“8.13”淞沪抗战，全市一片战火，只有租界弹丸之地未被日寇占领，那时中职已经迁至租界内的浦东大厦复课。其间，共产党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和光荣战绩，孙福元同学思想敏锐，在班里最先接受了进步思想。1938年，他与“上海学生界抗日救亡协会”取得联系，“学协”派干事俞正平（时化名为俞仁哲）来校，和同学们一起开展救亡歌咏活动，向同学推荐阅读进步书刊，同学们的认识大为提高。后来，俞正平在中职发展党员，孙福元等五位同学入了党，孙福元此后成了我的入党介绍人。毕业后，我离沪到江南参加了新四军，与便孙福元再无联系。

　　不幸被捕牺牲

　　1949年上海解放，我回上海后急切探听孙的消息，但杳无音信。上世纪60年代，我去陆家浜路寻访母校，有幸遇上顾耀堃先生（中华职业学校英语教师），并在1948年《中华职业学校30周年纪念刊》上看到，“抗战时本校毕业生为国辛劳者不胜枚举，而为之殉难者不乏其人……孙福元，江苏南汇县人，土木科，高三毕业，参加浦东游击队时被俘，押至南汇县城内，为暴敌以刺刀杀害，死状甚惨。”才知孙福元同志已经殉国，但具体情节仍不清楚，查阅众多资料，但无所获。

　　1997年4月，孙福元的外甥盛延岭将孙福元的身世以及牺牲时的情况告知于我，并提供了孙的照片、就义前的家书以及《烈属证》复印件等。

　　孙福元四岁时父母双亡，由大姐（盛延岭之母）抚养长大。他从中华职业学校毕业后，参加了连柏生同志的“南汇县抗日保卫团第二大队”，化名徐志清，担任教员，负责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民众动员工作。同年，住在农村养病时，为叛徒告密，和其他三位伤病同志一起被捕。在牢中，任凭敌人严刑拷打，始终不屈，毫不吐露党和部队的机密。敌人无奈，于1939年底，将孙等人用铁丝穿入锁骨，连成一行，押至南汇县西门城外刑场，将四人绑在柱上，作为日兵练习刺杀的活靶。一阵刺杀后，又一批日寇上前行刑，一息尚存的孙福元突然瞪大眼睛怒视日寇，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呼声，竟把一名上前的新兵吓得倒退。孙福元等四位同志就此惨死在日寇的刺刀之下，把青春和生命贡献给了救亡事业，牺牲时年19岁。战友当夜将遗体从刑场转移至三灶（今浦东野生动物园所在地）掩埋，烈士们得以长眠安息。

　　家书吐露豪情

　　1955年，孙的大姐赶赴北京找到时任交通部公馆总局局长的连柏生同志，他称赞“志清（孙福元）是位好干部、好同志”，并出具证明，确认孙福元为革命烈士，于1956年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署名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发给孙的大姐。

　　孙福元同志就义前在狱中写过一封家书，托一名狱卒送给他的大姐。家书全文如下：

　　姐，敬禀者前函禀报，谅已知悉。弟立志报国，自偕我军挺进敌后，生死已置度外，虽身陷囹圄，怎禁热血沸腾，不屑俯首为奴，更斥责卖国求荣，今日为国捐躯，自当昂首就义，虽惜壮志未酬，坚信胜利无疑。想吾同胞四亿，英雄前仆后继。千年光辉历史，断无亡国之理。吾军真理在握，血肉长城可依，来日山河重整，弟当含笑九泉。

　　姐十九年如一日，亦父亦母，呕心沥血，育弟成人。唯为抗日救亡，今生不能报答我姐养育之恩，深以为憾。所幸甥辈聪颖，后继有人，出头有望，望姐宽心保重。亦望保兄二姐相互照应，共待光复之期，俯请慈安。

　　弟福元万拜叩别

　　在今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重读孙的这封家书，深知烈士们承担了民族的苦难，把自由和幸福留给了后人。若不奋起担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何以对得起无数流血牺牲的先烈。

　　韩祥林（新四军老战士）

　　实习生 朱旻明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