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稀是一九六五年,我负责的一个新产品试制项目通过了鉴定,支部书记来我宿舍表示关怀,却不意在床头发现了一册线装的《张子野词》,于是责问:你怎么无视现实,还在看封资修的,这样下去很危险!一句话,从此就把我打入了另册,不再重用。
“无视现实”,说得客气了;“不满现实”,才是这位领导的本意。其实人各有所爱,我上班认真做好本职工作,下班依然找我喜欢读的书。
记得中学时,就在地摊上觅来一册朱淑真的《断肠词》,我逐句推敲,居然发现了“问题”。于是请教了学校里学富五车的朱光辉先生,说是与字典对照,为啥书中近体诗的平仄都有不少出了格的。朱先生笑着说,古音与今音不同,你这本国语字典不能用。又问,平仄四声怎样辨别?先生回答,这个嘛,从前三岁小孩都知道的。点到为止,我心领神会,再也不敢问下去了。又有一次做了一首自以为合格的五律,先生只说了八个字:写得可以,但没有粘。我嗯了一声,也不追问,回家便翻出《断肠诗》逐句比勘,很快也就弄清楚了。这个经验,却启发了碰到问题干脆自己了断的决心,于是我想要的书都设法弄了一些来读,不管诗文的,史传的;也不管平装的,线装的。没有师承,书就是我的老师。
高中毕业,我读了王力的那本《汉语诗律学》,厚厚的一册,其实也没有通读。不过真正管用的也只有几个章节,格律是早就熟悉了的,只是想通过这部书进一步弄清旧体诗格律和用韵演变的过程,这是我的一个收获。至于有关词的部分,则似乎少有新意,手边备一部《词律》或者《词谱》,已经够了。
朱先生后来当然吃了很多苦,等我再见到他,已是一九七九年了,当时年过七十。在那三层阁才能容膝的斗室里,他说了在民国时期报刊上写作的文字,翻译的小说,又说了他发奋读书的过程。即规定每天读一本书,不管薄的,厚的。阅读的过程是:前言、后记,是必读的;目录,是要牢记的;内容则稍加观览,或重点细品。知道这本书主要写些什么,是否重要,如此足矣。等到写作需要时,即可按图索骥,屡试不爽。由此,我认识到书目的重要,以免问途于盲。于是买来了《书目答问补正》,通览一过,进而《四库提要》、《中国丛书综录》也都上了我的书架。而我的读书,说来惭愧,除了司马迁的《史记》,此外几乎没有一部是从头看到尾的,只挑有兴趣的,或值得反复阅读的。侥幸的是,碰到问题,却也大致能够找准目标。于是取出架上的藏书、电脑下载的影本,集中阅读,分析综合,认真思考。
我读书杂乱无章,不过取向倒是一致的。最不敢读的是诗文鉴赏,这类书往往夸大其辞,譬如短短一首五绝会添油加酱滔滔不绝写上三四页,把平庸的也说得天花乱坠。我们不是一直反对填鸭式的说教,提倡启发性的教育么,反观古人三言两语的批点,已经足够启发心灵,引导你深入体会了。
古人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又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可见只有自己理解了的,才是终身受用的。感谢古往今来有这么多一生也读不完的书,书,只有书,才是我们真正的老师。
十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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