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三事变促使漫长的国共谈判发生质的飞越：1937年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历经十年内战，共同的敌人让国共两党又站在了同一条战壕。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也随之改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隐蔽战线干将李克农、潘汉年负责筹建。终于可以在国统区的繁华都市公开工作，李克农、潘汉年原本设计了一块办事处的招牌，不料上海战局急剧恶化，牌子始终没有挂出去。八路军办事处以半公开的形式存在，起初在福煦路多福里，对外称李公馆。

　　潘汉年负责高层统战，统领地下情报

　　1937年9月，李克农调往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潘汉年接替他担任上海八办主任。在抗战全面爆发之时，上海幸存的中共党员不过数十人，而且大部分都在监狱里。潘汉年与国民党谈判交涉，营救大多数同志出狱，这些党员经八办审查后，按需分配，有的被送到延安及革命根据地，有的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作为中共及八路军在国统区的形象代言人，八办首要的工作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中共政策，为抗日根据地争取支援。这项工作潘汉年最为擅长。潘汉年25岁即加入我党特科，长期活跃于上海滩，既负责上层统战，又统领地下情报。他的秘密代号是“小开”。他极为讲究穿着打扮，熟悉社交礼仪，党内有人对他的做派颇有微词，潘汉年说：难道要我穿一身烤绸（香云纱）衫裤鬼鬼祟祟地去与人联络吗？

　　独特的气质风度使潘汉年颇能赢得达官贵人好感，在三教九流间游刃有余，他的统战范围还囊括爱国民主人士。

　　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守这一天，毛泽东、张闻天指示潘汉年，公开的救亡团体应准备转入秘密状态，党的秘密工作应有新的布置，潘汉年应完全转入地下。在此之前，八路军办事处已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安排上层民主人士安全撤离。何香凝、沈钧儒、沙千里、郭沫若等人的撤离都是潘汉年和八办一手安排。上海沦陷之后，潘汉年催促宋庆龄赶快动身，12月23日，宋庆龄乘德国邮船离沪。12月25日，潘汉年登上开往香港的邮船，暂时结束他在上海的使命。

　　情报触角深入日军和汪伪大本营

　　潘汉年奉命离沪后，工作移交给刘少文。八路军办事处名亡实存转入地下，办公地址搬迁到法租界的萨坡赛路274号。这是一幢沿街坐西朝东的三层楼房，公开的二房东是上海剧艺社的进步演员、地下党员蓝兰。蓝兰住在二楼和底层，三楼是“八办”机关，前楼为刘少文、孟进夫妇住房，后楼是会客室兼饭间。译电员朱志良以学生身份住进三楼亭子间，佯称刘少文为“叔父”，孟进为“婶母”。秘密电台在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148号，报务员是李白，即经典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侠的原型。联系电台的机要交通员是王少春，他作为朱志良的“家庭教师”常来机关。

　　刘少文早年留苏，参加过长征，还有丰富的统战经验。八办成立之前被周恩来从西安派往上海担任办事处秘书长，配合潘汉年工作。上海名流有各种星期聚餐会交流感情的社交传统，刘少文经常出现在聚餐会上，向大家介绍中共的方针政策，通告新四军八路军的战绩，增强各界爱国人士对中共的了解。通过这些关系，他成功地为新四军争取了财力物力支援。据不完全统计，仅抗战初期经上海八办转给新四军的捐款就有80多万元。八办还组织联系上海郊县抗日武装，向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输送人员、物资器材及情报等。

　　除公开工作外，八办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收集情报。早期电报皆由潘汉年亲自起草以“小开”名义发送。潘汉年离沪后，上海情报工作也都移交给刘少文。中共情报人员利用多层关系，触角探入日本驻上海特务机关上海满铁事务所、汪伪政权财经和特务机关、汪伪上海党部等重要部门，曾获得日本天皇御前会议记录、日本大本营会议决议案等情报，日本较大的军事调动和进攻计划常可以在1个月前获悉。刘少文派殷扬与忠义救国军阮清源部、国民党军统驻上海机构负责人联系，每两周见面一次交换情报。

　　据译电员朱志良回忆，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八办向中央反映了日寇发动侵华战争后先后派到中国的兵力及其番号、长官姓名、武器装备、战斗力强弱、登陆地点和时间以及军队的部署等；国民党调往淞沪前线和其他抗日前线的部队情况；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进行秘密和谈的情况，包括和谈内容、时间、地点、条件以及参加和谈人员的名单等等；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对抗日战争所持态度，特别对美帝一面说支持中国抗日，一面又把旧钢、铁、铜等金属资源运往日本，以及他们企图和日本在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划分势力范围，以压服中国对日妥协媾和的情报；上海重要的金融、棉纱、股票等市场变化情况；上海各界、各阶层著名爱国人士和领袖人物等的思想动态、重要言行，特别是对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种反应；上海广大人民和各抗日救亡团体的活动情况等等。

　　1938年初春，刘少文带着一本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到胡愈之家，介绍斯诺去陕北的情况，请胡组织翻译成中文出版。刘少文还请斯诺为书中的照片和部分内容加注释，为防止被租界当局禁毁，刘少文将书名改为《西行漫记》。第一版印刷2000册瞬间售罄，半年内加印五六次，累计印刷多达八九万册，远销香港、南洋。1938年夏，刘少文又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英文本交给梅益，说这本书对中国读者很有教育意义，让梅益作为组织交办的任务翻译，梅益边译边交付印刷，使这本书在1942年出版。

　　1939年，在日军紧逼之下，租界当局也不敢放任抗日救亡活动，救亡团体人员经常被日伪特务暗杀。1939年11月，刘少文奉上级指示撤离上海，八办机关撤销，龚饮冰到上海接管交通财务情报工作。1942年中秋节，李白电台被日军侦破，李白和龚饮冰被捕，后来被营救出狱离开上海。

　　输送人员去抗日根据地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中共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当时正在新四军中，假借华侨身份脱险逃到上海，新四军还有很多干部和医务、后勤人员突破重围，成批陆续涌进上海，必须迅速妥善安置和转送苏北。饶漱石和东南局组织部长曾山决定成立新四军上海办事处，负责上海去根据地人员的接待工作。

　　1941年3月，新四军驻沪办事处秘密设在法租界巨籁达路（巨鹿路）251号一间亭子间里，还在爱多亚路（延安中路）龙门戏院隔壁和震旦大学附近开设两家烟纸店作为联络点。办事处成立以后，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组织输送人员去抗日根据地，不仅有皖南事变突围人员，还有江苏省委从各方面抽调参军的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在国统区大后方受到迫害的中共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因“扫荡”“清乡”从苏南根据地撤退的人员，南洋华侨青年，浙江地区的地下党员等。

　　据办事处工作人员张达平回忆，交通同志每次可带六七人，1941年夏秋间撤退人员比较集中，也有一次带十来人的。出发前，交通同志向每人交代清楚苏北根据地一般情况，从上海到联络站经过哪些敌伪据点，应付日寇、伪军警检查的方法，沿途和交通同志如何保持联络，万一失去联络如何自行寻找联络站，以何凭证显示本人身份等等。应付伪军警，办事处交通人员自有一套办法，事先把小面值的一沓钞票用纸包好，过卡子时暗地塞给军警，他们不敢当场打开看，只看到厚厚一包误以为数目不小就吆喝着放行。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上海环境愈发险恶，上海地下党贯彻执行中央方针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配合武装解放大城市，大规模地动员、抽调人员去根据地的工作暂时中止。办事处工作人员先后撤退至根据地，新四军驻沪办事处于1942年12月撤销。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8月上